全球首富比爾·蓋茨的傾囊捐贈，在大洋彼岸掀起了比在他的祖國更加熱烈的波瀾。中國媒體對此鋪天蓋地的報道和評論，無非是想用蓋茨的“光輝事跡”來教育我們這裡那些“為富不仁”的財主。

　　比爾·蓋茨的傳奇一生可以用“科技創新”、“商業擴張”和“慈善回報”來概括。它們書寫了蓋茨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張具有典型意義的面孔。這三張截然不同的臉譜，令世人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對青年蓋茨驚嘆折服，對中年蓋茨畏懼憎恨，對老年蓋茨景仰愛戴。對不太熟悉西方精神傳統並固守於一元思維的許多中國讀者來說，蓋茨從“天才少年”轉變為“壟斷魔王”，最后搖身變成“慈善長者”，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一再斷裂的過程。但事實上，三張臉譜構成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面目——如果沒有一片鼓勵獨創精神的社會土壤，少年蓋茨的天才不會有破繭而出的機會﹔如果缺乏一整套完備的商業制度，中年蓋茨就不可能將他的“窗戶”覆蓋到地球上每一個電子屏幕﹔如果丟失了一脈宗教人文的深厚傳統，老了的蓋茨也很難成就現在這樣一個慈眉善目的“世界第一大施主”。

　　生性略顯沉悶的比爾·蓋茨不是一位滔滔不絕的思考者和演說家，但他以自己的一生實踐詮釋了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整整一個世紀以前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闡述的道理。

　　如同所有轉型時期的社會一樣，當代中國到處存在“失范”現象。就拿人們非議最多的所謂“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來說吧，古老的樂善好施的精神資源已經枯竭，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慈善公益精神又尚在萌芽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自然就處於真空和荒漠之中。有人錯誤地將當前觸目皆是的社會“失范”歸咎為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認為自由競爭必然導致爾虞我詐﹔還有人則認為這是市場經濟尚未完善的緣故。其實上述兩種解釋，都嚴重夸大了市場經濟的功能。市場經濟僅僅是一種經濟規則，而社會絕不僅僅是由無數經濟主體組成的一個超級大市場。因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除了追逐經濟利益，還要有政治權利，更有對“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類終極價值的渴求，況且它們之間是緊密關聯的。因此，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制度，必須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主憲政基礎之上，它們兩者的生命力又需要獲得思想文化傳承的持續滋養。

　　實際上，在西方相對完善的社會體制之下，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找得到比爾·蓋茨的這三張臉譜，隻不過他們的尺碼小一些、格局低一些，不那麼具有典型性罷了。這也正是美國公眾和媒體對待蓋茨善舉的反響反而不如我們那麼熱烈的根源。在中國媒體對蓋茨一邊倒地大唱贊歌的時候，我想提醒大家，美國和歐盟政府與微軟公司的反壟斷官司，至今仍未完全了結，蓋茨的公司也從未對它的市場競爭對手發過一絲善心。並且，蓋茨並沒有把總市值5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捐贈給美國民政部或美國紅十字會，而是悉數移交至“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個基金會一邊在為非洲艾滋病患兒的生命無私奮斗，另一邊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投機行為與那些遭人唾罵的量子基金並無本質區別。做生意時隻有生意規則，做善事時心裡想著上帝。而如果做生意時大家都被要求心裡想著上帝，那麼不僅生意做不好，整個社會也不會秩序井然，最終也就沒有什麼善事能夠做成。這就是我理解的所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精髓。

　　回到中國的問題上來，我們應該看清楚比爾·蓋茨這個完整的人是由三張不同的臉譜組成的，同時還應當搞清楚三者之間的因果聯系。如果我們希望中國社會出現老年蓋茨，首先就必須給予青年蓋茨和中年蓋茨以發育、成長、壯大的機會。我們現在一直在做的，恰恰是把我們的青少年蓋茨教導成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乖孩子﹔把我們本已不多的中年蓋茨訓練成唯唯諾諾、隻知看上級眼色行事的公務員﹔而當他們中的鳳毛麟角把握住機遇，經過個人努力和與政府權力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互動脫穎而出的時候，我們回頭再來用老年蓋茨的標准去苛求和責怪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