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多層次多元化職業培訓體系

雖然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深度影響尚未顯現，但多位代表委員認為，必須未雨綢繆，站在現在看未來。“要把握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人工智能有可能大發展的窗口期，提前進行系統謀劃。”

應對一：防范風險

代表委員們認為，應首先推進就業政策升級，建立就業影響評估機制，超前應對，防范風險。

在一線職工粟瓊代表所在的福建百宏聚纖科技實業公司紡織車間，生產線已全部實現自動化。“同樣是日產900噸的工作任務，曾經車間有300多人，如今隻需要100人左右就可以完成。”粟瓊代表說。

對此，代表委員們提出，要及時、深入研判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和重點就業領域的影響。在大規模應用智能機器的重點地區、行業、企業，尤其在實施產業轉型升級、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時，要同步評估對就業的影響，識別潛在受影響群體，同步制定涉及勞動者的分流安置方案。

江蘇省人社廳廳長戴元湖代表建議，要建立健全相應監測體系，進一步健全就業工作應急機制，加快完善相應的法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以及營商環境等相關產業政策。要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培育健康養老、文化旅游等新業態，完善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等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吸納人工智能替代下的“溢出”人員就業。

推進就業服務保障升級也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點。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呂國泉委員提出，政府、企業、工會要加強頂層設計，制定傳統行業員工轉崗就業規劃。要把促進“創業式就業”與發展人工智能更好結合起來，揚長避短，發展就業新形態，形成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聯動效應。要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加快創業孵化基地、眾創空間等建設，優化創業環境，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特別是為高技能勞動者提供就業創業機會。

應對二：強化培訓

人工智能將引發技能要求的質變，未來大量工作需要人機協作，對勞動者專業性、協作性要求更高，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有關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過500萬，技術工人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約為20%，高技能人才隻佔6%。對勞動者技能素質的培訓迫在眉睫。

“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和職業院校基礎作用，建立健全多層次、多元化的人工智能職業培訓體系。”代表委員們呼吁。

在粟瓊代表所在的車間，熟練操作控制平台是一線職工的必備技能。“從生產到出倉，流水線上任意一個點位的操作失誤都會對整體產生影響。”粟瓊代表說，智能化設備的應用對工人的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代表委員們提出，未來大量工作需要人機協作，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強的專業性、協作性，對技能型、復合型人才需求更為迫切。

“不論生產操作，還是信息化智能化系統維護管理，都離不開技術工人。產業工人需要不斷學習，同步升級。”中石化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師張恆珍委員告訴記者。數據顯示，近幾年來，技術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超過2。

隨著中低端崗位逐步減少，大齡低技能勞動者轉崗再就業難度將不斷加大。

對此，呂國泉委員建議，要加大培訓力度，面對人才需求變化，更好地引導職業教育在學科設置和培養方式上做出相應調整，培養重點產業和新興戰略性產業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同時，加強對農民工、應屆大學生和再就業職工的技能培訓，防止出現結構性失業現象。

戴元湖代表則建議，將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新職業列入職業培訓內容，通過培訓補貼、技能競賽、薪酬激勵等手段，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鼓勵新成長勞動力、傳統產業中被替代的勞動者參加人工智能等前瞻性工種培訓，增強人力資源供給支撐，緩釋人工智能替代影響。同時，優化人才評價制度，制定人工智能職業標准，健全培養、使用、評價、激勵機制，加快培養大批適應人工智能要求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

應對三：規范用工

隨著人工智能新職業、新工種、新崗位的產生，靈活就業、彈性就業、兼職就業等就業方式更加普遍，用人單位的經營模式和用工模式表現出很強的跨界性和靈活性。

“這將為社保資金的籌集及社會保障待遇標准的制定帶來較大挑戰。”戴元湖代表建議，盡快調整完善現有勞動定額標准體系和勞動權益保障制度，積極應對各種新型用工形式，支持新業態發展。

針對此種擔憂，上海市總工會從去年開始設計推出關於靈活就業群體的工會會員專享基本保障，為以物流快遞員、家政服務員、護工護理員、網約送餐員、貨運駕駛員等為代表的靈活就業群體提供專享基本保障，切實提高這一群體抵御和防范疾病、意外風險的能力。

“要加強勞動就業、用工規范、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儲備，科學規劃，綜合施策，實現就業結構優化與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相協調。”戴元湖代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