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快遞小哥有了集體合同之后……

9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快遞小哥邢曉磊早上6點30分就趕到裕華八部網點開始給大伙兒分派任務，保証快件盡快送出。

邢曉磊告訴《工人日報》記者：“中秋國慶是快遞旺季，最近干活心裡更踏實了，再也不擔心疫情或者其他意外因素送不了件就沒收入了。”因為兩周前石家庄市簽訂了首份郵政快遞行業集體合同，對行業內不同工種崗位、不同工作形式的工資收入提出了行業指導線，其中明確快遞員崗位月最低工資標准為2400元，投遞普通件每件不低於0.7元。

不僅石家庄，近日，福建福州、江蘇蘇州、山東威海等多地相繼出台了行業新規，將快遞小哥最低工資標准、每單派費標准、福利制度等寫入集體合同。

多地明確最低工資標准

“快遞從業人員已經超過400萬人，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數量龐大的一個群體。隨著快遞業的持續快速發展，快遞小哥工作強度大、勞動時間長、社會保障不足、流動性大的問題日漸突出。”國郵智庫專家邵鐘林認為，行業新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台的。

邢曉磊所在的網點共有30名左右收派員，遇到“618”“雙11”這樣的高峰期，他們每天派件十四五個小時，平時也很少能周末雙休，工資多的時候能有七八千元，少的時候四五千元。工作6年多來，邢曉磊見証了每單的派件費從一兩元跌到幾角，身邊的同事也換了一撥又一撥，“我們是計件工資，多送才有錢掙，大家每天都很累。如果遇到客戶投訴被罰錢，那好幾天都白干，所以這幾年走的人很多”。

邢曉磊說出了行業發展的普遍情況。隨著快遞行業的高速發展，快遞公司陷入價格競爭，無序競爭導致服務水平下降，而以罰代管的粗暴管理方式使得快遞小哥的權益更加沒有保障。

正因為如此，福州市快遞行業通過首次集體協商會議，協議約定：快遞行業職工最低工資標准為每月3000元，其中一線收派員工最低工資標准為3500元﹔一線收派員工單票投遞費用不得低於市快遞行業協會核算標准，企業應當保持合理末端派費水平，不得對寄自特定區域的快件實施非正常派費結算。

蘇州市快遞行業工資專項集體合同明確，今年蘇州快遞行業最低工資標准，全日制計時工資制崗位按照3500元/月，全日制計件工資制按照收派員、駕駛員、客服員崗位區分，分別為3500元/月、3000元/月、4000元/月﹔一線快遞員投遞普通件獲得的派送費每件不低於1元。

集體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

最低工資標准，對於長期以來以計件制多勞多得的快遞員來說多了一份保障。邢曉磊所在的快遞網點是某快遞公司的二級加盟網點，網點自負盈虧，他不知道此次新規對於像他所在的加盟網點公司能否落實。

北京嘉潤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丁紅濤律師告訴記者，根據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依法訂立的集體合同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具有約束力。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對當地本行業、本區域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也都具有約束力。

目前，我國的快遞公司分為直營制和加盟制兩種模式，直營制的收入和支出均由總部負責，相對更為規范。丁紅濤認為，快遞員最低工資標准寫入集體協商合同主要為保障全行業勞動者的基本權益，無論是直營制還是加盟制快遞員，均有權享受這一政策福利。

有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也擔憂，部分加盟制快遞員和加盟網點之間可能僅為業務代理關系，而非勞動關系。有些快遞服務企業對加盟網點的管理存在缺失，一些加盟網點存在勞動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現象，對於這部分快遞員而言，目前適用最低工資標准仍存在一定難度。

丁紅濤認為，快遞員的實際收入是遠超過當地職工最低工資標准的，將最低工資標准納入集體合同是規范快遞行業用工的第一步，后續應從降低勞動強度等方面使得快遞員權益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在北京郵電大學郵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君看來，企業落實最低工資標准等新規並非與企業利益相沖突。落實新規能讓企業制訂更加規范的勞動報酬制度，從而增強工資福利制度的引導性和激勵性，例如讓快遞員提升攬件能力等方面，使得企業告別低價競爭、提升市場佔有率，從而達到企業與員工的雙贏。

進一步規范用工秩序

一直以來，以快遞員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通過多勞多得的計件方式，獲得了高於傳統行業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從而吸引了很多年輕勞動者加入。然而，因行業的特殊性，快遞小哥需全天候工作，全年無休。進入快遞旺季，人員的休息時間不足問題更為突出。邢曉磊所在網點很多派件員就因為“太累了”而選擇離開。

此次行業新規的出台進一步保障了快遞員的勞動報酬，那麼是否會使得快遞企業進一步加大快遞員的勞動強度、延長其勞動時間呢？

對此，記者注意到，在此次集體協商合同中，除了對工資進行了約定，多地也將快遞員福利制度、休息休假權利等寫入了集體合同條款。例如：石家庄明確規定快遞員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証快遞從業人員每周至少休息1天。

邵鐘林認為，這一系列行業新規的出台，進一步規范了快遞行業的用工秩序。下一步可以從改善快遞員工作環境、加強勞動保護等方面進一步完善，使得快遞行業的流失率逐步下降。

快遞行業集體合同的簽訂，在新就業形態行業中樹立了企業與員工共同發展、實現雙贏的正面典型。趙國君希望相關部門以此為契機，用成功經驗、成功典范引領帶動其他新就業形態行業建立協商協調機制，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保障新業態職工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