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那些奔波的身影有更美好的明天

“多勞多得，但不敢休息，休息和收入不能兼得。”兩年前，我採訪在河北石家庄工作的快遞小哥邢曉磊時，他坦言在計件收入下，這個行業的工作狀態令人憂慮。這也是我採訪過的很多快遞小哥的共同處境。

最近，媒體聚焦“快遞小哥有了集體合同”一事，我又想起邢曉磊——有了集體合同，他們的擔憂會緩解一些嗎？集體合同給他們帶來了什麼？

撥通電話后，意料之中，他對集體合同表達了歡迎，“應該是件好事”，但意料之外的是，他直言，很多快遞小哥的收入遠超2400元，因此不太清楚約定這個最低工資標准的意義是什麼。

近年來，快遞小哥工作強度大、勞動時間長、社會保障不足、流動性大的問題日益突出。行業競爭無序帶來的低價競爭、隨意差評罰款等現象，也讓快遞員的收入無法得到應有保障。同時，由於用工靈活、層層外包等新就業形態的特殊性，對相關從業者來說，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還存在不適用和不匹配的情況。

如此現實語境下，去年7月，全國總工會、國家郵政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制定《快遞末端派費核算指引》和《快遞員勞動定額標准》，建立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近期，山東威海、福建福州、河北石家庄、江蘇蘇州等地快遞員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就是上述意見的落實。

鑒於不少人對集體合同“應該是個好事”的模糊認識，有必要厘清它的積極意義：以用工單位和勞動者簽訂集體合同的形式，將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事項合同化，是有效可行的保護方式——集體合同具有強制性，簽訂集體合同不僅可以幫助企業制定更加規范的勞動報酬制度，增強工資福利制度對員工的激勵性，還可以在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同時提升其工作獲得感。

相對於宏觀層面的意義，集體合同對奔波在路上的快遞小哥提供的保護更加具體可感。比如，以快遞、外賣行業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存在超負荷工作、工傷保障缺位等共性問題。隨著最低工資標准等內容寫入集體合同，這些問題有望在未來逐步得到解決。

不少專家指出，要通過法律法規，降低員工的勞動強度，落實八小時工作制，保障其休息休假權﹔以工傷保險為重點，推進相關企業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細化獎懲條例，不再簡單以罰代管……這些建議正在逐漸成為現實：今年3月，有電商集團通過集體協商形成集體合同，對勞動者額外提供一定保額的補充意外傷害保險，覆蓋職工約31.8萬人﹔近日，某大型外賣平台企業在北京舉行騎手懇談會，明確具體的專項行動和措施，惠及全市4萬名騎手……

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快遞行業的記者，我對該行業的變化有著切身感受。一方面，這一行業在經歷了幾年高速發展后正尋找著高質量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媒體、公眾對從業者的關注逐漸從“月入過萬元”向權益如何保障等方面轉變。現實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逐漸形成了良性循環。

看到這張越織越密的權益保障網，我感到振奮，而作為朋友，我由衷地為快遞小哥們感到高興。相信隨著方方面面的重視與努力，隨著越來越多的政策、措施的“庇護”，那些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身影一定可以擁有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