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曦
2022年11月23日13:41 來源：《工人日報》
近日，在收到9萬多元調解款和“失而復得”的失業保險金后，網約車司機彭海峰給福建省廈門市湖裡區總工會調解員曾煥生發了一條信息表示感謝。
這是一起由網約車平台改變用工模式引發的勞動糾紛。今年6月，曾煥生第一時間介入，歷時3個多月，分兩批幫助21位網約車司機拿到113萬余元補償金，並幫助解決失業保險金申領難題。
工會專干化身調解員
2017年，彭海峰等12人入職浙江某人力資源公司，並被派遣至廈門、杭州兩家科技有限公司擔任網約車司機。在職期間，他們均與該人力資源公司先后簽訂了《勞務協議》和《勞動合同》。鑒於公司在《勞務協議》中對日常勞動管理及各項規章制度做了明確說明，員工認為應視為雙方已連續訂立2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因此，2022年3月，在《勞動合同》期滿之際，司機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企業卻以行業競爭激烈、調整用工模式為由，單方面終止了勞動合同，提出給予每人1萬余元補償金。
“補償多少由企業說了算嗎？”尋求法律咨詢后，12位網約車司機向湖裡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要求企業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雙倍補償金共計992356.86元，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間“應休未休年休假”工資共計86501.4元。
此時他們發現，自己無法領取失業保險金。原來，用人單位一直委托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為職工繳納社保和醫保。而在他們離職時，用人單位授意后者在失業登記時將其離職原因登記為“個人原因”，使其不符合失業保險金申領條件。
接到案件后，曾煥生陷入了思索。據他了解，近兩年，同一家企業陸續有200余人面臨解約糾紛。為拿到賠償金，不少員工選擇了打官司，但至今懸而未決。“從一審到二審，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氣，再加上律師費等訴訟成本越滾越高，自然難以談攏。”
為了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讓員工們獲得“實打實”的補償，6月1日，曾煥生以工會專干和仲裁員的雙重身份，組織雙方在仲裁開庭前進行調解。
11輪談判為企業釋法明理
面對網約車司機提出的賠償要求，用人單位起初明確拒絕，但曾煥生有備而來。
他在分析前期訴訟案例的基礎上，站在企業角度上闡明利害：首先，即便走到仲裁、訴訟環節，企業勝算也不大，且要付出時間、人力等各項成本。進而，裁決書和判決書將在網上公示，而現在正是企業發展的關鍵階段，如果陷入信譽危機，如何進一步吸引投資、贏得消費者？
為保証溝通效果，當天的調解採取“背靠背”形式，即企業代表在仲裁庭，職工代表在調解室，全靠曾煥生奔走協調。從8時30分到12時30分，一面疏解職工的焦慮情緒，一面為企業釋法明理……在他的推動下，11輪談判過后，雙方最終達成一致，企業按照“N（勞動者工作年限）+1”的補償標准，一次性支付調解款共計663000元。
懸在職工們心頭的另一塊大石頭，是一直未領到的失業保險金。
調解達成后，用人單位告知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將網約車司機們的離職原因改為“協商解除”，卻發現已超過平台操作時限。按照規定，需依據法律文書提出申請。而當彭海峰帶著調解書到就業中心辦理手續時，問題再次出現。由於調解中的被申請人不包括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所以調解書未能體現彭海峰與該公司的關系，也就無法作為修改解除勞動關系登記記錄的証據。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彭海峰等人再次向曾煥生求助。“新就業形態的混同用工模式下，用人、用工、社保和醫保繳納單位很可能不一致，這也給勞動關系判定以及職工維權增加了難度。”雖然這已脫離了調解范疇，曾煥生還是毫不猶豫地一口應下。理清情況后，他與人社部門充分溝通，並協調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出具相關証明材料。
今年9月底，12位網約車司機終於領到了失業保險金。
9位網約車司機慕名“找上門”
這場成功的調解很快就傳開了。不久后，同一家企業的9名網約車司機找到曾煥生。他們的勞動合同也即將期滿，希望能由湖裡區總工會出面，與企業協商按照同樣標准進行賠付。
“如果繼續走仲裁調解，從立案到開庭需要近2個月。”有了上回的經驗，曾煥生決定送服務上門，走進企業促成雙方的溝通。經過他的撮合，這次，不到一周，9名員工就拿到了共計47萬余元的補償款。
“經過這一次，我才真正感受到，工會是我們員工可信賴的‘娘家’。”網約車司機南祿文告訴記者，這個結果遠超他的預期。
回憶起維權過程中的一波三折，彭海峰也很感慨：“如果沒有工會介入，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了工會干部的幫助和支持，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在復雜的平台用工模式之下，不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搞不清如何維權、向誰維權，乃至輕易放棄自己的權益，這就需要工會創新思路，更好地發揮勞動法律監督的職責。”曾煥生說。
據廈門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今年上半年，廈門以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送餐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重點，先后建起多個行業工會聯合會和聯合工會，共發展會員3.39萬人。在此基礎上，積極推動探索“工會+仲裁+法院+司法”等維權新模式，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少走彎路。
為了應對維權中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撰寫維權筆記、記錄調解案例成了曾煥生雷打不動的習慣。近幾年，他每天都會在微信朋友圈發布勞動爭議案例和普法文章，前來咨詢的員工也越來越多，通過他及時介入和引導，不少勞動糾紛就這樣化解於無形。
“維權20年，見証了很多面孔從愁容滿面到喜笑顏開，這就是工會人的成就感。”曾煥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