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診”基層勞動關系的“全科醫院”

13年前，山西沁水縣職工任海林等3人在嘉峰鎮某煤炭企業工作了16個月。去年，任海林到齡退休，才發現企業當時沒有為他們繳納養老保險。時隔已久，如何確認勞動關系、向企業追繳養老保險，讓任海林犯了難。

一次偶然的機會，任海林看到了“樹理公惠”品牌，了解到沁水縣嘉峰鎮成立了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他跑上門，提出了維權訴求。在服務站樹理勞動關系調解隊的努力下，企業最終為任海林等3人補繳養老保險共16551.2元。

嘉峰鎮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除了組建樹理勞動關系調解隊、樹理普法宣傳隊，還對接晉城市總工會、沁水縣總工會的集體協商指導隊、健康指導隊、職工維權律師隊，發展核心隊員50人，積極預防和化解勞動關系領域風險。

“‘五隊一站’將維權服務觸角延伸到職工身邊，就像一家‘問診’基層勞動關系的‘全科醫院’。既能請到熟悉鄉土民情的‘赤腳醫生’，望聞問切，共情共心﹔也能挂到勞動領域的‘專家號’，把脈問診，依法依理，推動勞動爭議調處‘一個窗口辦到底’，有效降低職工的維權成本的同時，能夠對基層勞動關系有效監測、及時預警和快速調處。”山西省總工會法律和集體合同工作部部長張平平說。

維權關口前移

“隨著縣域經濟發展，基層勞動關系糾紛增加。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如基層勞動關系調解力量散，相關各方溝通協調不順暢，難以形成合力﹔距離群眾遠，職工找不到，服務跟不上，往往這邊跑斷腿、那邊沒事干……”沁水縣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馮志剛說。

沁水縣總主動加擔子，加強基層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點的努力，得到了縣委、縣政府的支持。

2023年5月，沁水縣印發《關於加強基層勞動關系服務站點建設的通知》，要求按照“五隊一站”模式，打響“樹理公惠”品牌，為職工提供“一站式”維權服務。

嘉峰鎮是沁水縣的工業重鎮，職工人數佔了全縣四分之一，但鎮工會聯合會專職工作人員少、經費不足。沁水縣總選擇在嘉峰鎮試點推動“五隊一站”，將服務站設在鎮政府，3個服務點建在煤礦和外來務工人員居住的村庄。

為確保基層可為、站點有效，沁水縣總吸納基層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員和鄉賢加入勞動關系調解隊、普法宣傳隊，主動對接上級工會的集體協商指導員、心理咨詢師、律師等人才庫，拓展服務站的功能形態、服務內容。

截至2023年底，嘉峰鎮“五隊”累計調解勞動糾紛114次，開展普法活動36次，推動簽訂集體合同40份，開展各類健康活動37次，在8家企業進行了“法治體檢”。

用足用活特色資源

2023年，一家企業有職工因工傷去世，撫恤金、賠償金久拖無解。當其80歲老父親走進嘉峰鎮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時，樹理勞動關系調解隊隊長、嘉峰鎮司法所所長王書樓深感不安，“老年喪子已是大痛，我們不能讓老人家一痛再痛。”

50天裡，王書樓多次走訪這家企業，依法辨理，以情善后，成功調解了這起工傷糾紛。

“個案的調解各有不同，但走的始終是群眾路線。”王書樓說，作家趙樹理是嘉峰鎮尉遲村人，當過沁水縣委副書記，留下了很多調解故事，這都是新時代“樹理調解工作法”的豐富養分。

“樹理調解工作法”從趙樹理的文學作品中，提煉出“常有理”“惹不起”“鐵算盤”等具有鮮明特征的典型人物，對症下藥。王書樓還經常運用“先放氣后說理”“先看戲后說事”“先戴帽后和好”等調解策略，“以土辦法解決家長裡短，往往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逐步打開調解對象的心結。”

將“樹理調解工作法”注入勞動爭議調處機制，沁水縣總進一步叫響了“樹理公惠”品牌，大力創建基層勞動關系公共服務樣板站點。

“我們將工作流程劃分為調解前、調解中、調解后三大環節，細分為廣辟來源、受理流轉、談話調查、分析會診、多元化解、結案分流和深化治理7個步驟，實現從線索來源到深化治理的全鏈條閉環覆蓋。”嘉峰鎮人大主席、鎮工會聯合會主席、鎮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站長趙建國介紹說，通過服務站調解勞動爭議成功率達95%以上。

一個窗口辦到底

“縣總分別與法院、人社、司法等職能部門簽訂協議，在鄉鎮一級實現工會牽頭，基層法庭、基層司法、基層派出所跟進，提前介入勞動關系建立、運行、監督和調解各環節，確保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有人建、有人管、能持續。”馮志剛表示。

在嘉峰鎮政府辦公樓，不僅有80平方米的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陣地，還在迎街的鎮黨群服務（便民服務）中心設立了勞動關系服務窗口，建立了職工維權事項受理、轉辦、督促、落實、反饋等工作運行機制，推動勞動爭議調處“一個窗口辦到底”。

依托嘉峰鎮勞動關系公共服務站，晉城市總、沁水縣總協調聯系市律師協會、心理健康協會、醫院、藍天救援隊等社會組織，簽訂服務協議，定期深入企業和職工中間，開展企業法制體檢、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健康講座、職工心理咨詢、應急救護培訓等服務，強化勞動法律保障體系功能。

“在基層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是一項系統工程。”張平平認為，“樹理公惠”成品牌、有機制，其經驗一方面在於借力“樹理調解工作法”成功經驗，提高了勞動爭議調解率，另一方面在於建立“服務下沉一級，維權上升一級”的維權機制，主動為下級工會搭平台、聚資源、撐腰杆，努力使勞動糾紛不發生、不積累、不激化。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