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

當勞動者遭遇群體性欠薪、算法歧視等權益受損情況時，個體維權之路會比較艱難，但是，如果有檢察公益訴訟力量的加持，維權效率將大幅提升——不但可以維護個體合法權益，還可能直接推動某個地區或行業建立權益保障長效機制。

這種情況或將在立法層面成為現實——10月25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檢察公益訴訟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現場，多位與會人員建議，廣大勞動者切身利益具有公共利益屬性，應將勞動者權益保障寫入檢察公益訴訟法。

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外公布草案，並開始為期30天的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工作。

何為勞動者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相比傳統的權益保障方式，該制度有何優勢和亮點？對勞動者而言意味著什麼？

實踐破冰，勞動公益訴訟已在行動

2023年，女職工鄧某因離職后被公司克扣獎勵性生育津貼，向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總工會求助。

臨安區總工會調查發現，一年內區總已受理多起類似案件，而該區有關部門接到的相關咨詢投訴達到幾百件。

“在得知這一情況后，我們第一時間進行了專題討論，認為生育津貼問題具有普遍性與緊迫性，可以集中處理。因此，把它作為問題線索移送至區檢察院，試圖通過公益訴訟途徑，從源頭上推動類似爭議問題的解決。”臨安區總工會勞動關系部部長周國軍介紹說，浙江省檢察院十分重視，決定提級辦理此案。

隨后，杭州市檢察院組織杭州市、臨安區兩級人社、醫保、工會、婦聯等相關單位召開圓桌會議，厘清生育津貼的監管職責。同時，區檢察院向人社、醫保部門制發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督促完善生育津貼與產假工資的銜接工作。區總工會向企業發出勞動法律監督提示函，涉案企業及時補發了鄧某被扣發的獎勵性生育津貼。

以此案為契機，臨安區政府牽頭建立起長效監管機制，推動醫保部門督促6家企業補發生育津貼8萬余元，區總工會組織400余家企業開展工會勞動法律專項監督活動，促成7家企業規范發放流程。隨著多部門聯合推進，全區生育津貼類投訴顯著下降。

“像生育津貼這類問題，職工通過個案維權難以找准相應部門。”周國軍說，啟動公益訴訟程序后，這起案件收到了顯著的成效，並且在當地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這是勞動公益訴訟發揮作用的一個典型案例。檢察公益訴訟是人民檢察院對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向有關主體發出檢察建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法律制度。實踐中，一些地區利用該制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成效初顯。

江蘇昆山，在最高檢直接立案辦理的“外賣騎手權益保障公益訴訟專案”中，檢察機關督促批量注銷用於規避用工責任的“個體工商戶”，同時推動平台企業建會、簽訂集體合同，並聯合多部門打造“昆小哥”驛站、醫院等配套服務體系，為當地外賣騎手構建起全方位權益保障網。還有，寧波市檢察機關辦理了射線探傷類職業病防治行政公益訴訟案﹔四川邛崍市檢察院推動解決網絡招聘中的性別歧視問題﹔成都武侯區檢察院監督放射診療機構完善職業健康防護……

“這些實踐讓大家在維權方面倍感振奮。”全國政協委員呂國泉在調研中發現，近年來，檢察機關運用公益訴訟方式在勞動領域進行了積極探索，如在治理欠薪、安全生產、職業病防治、發放高溫津貼、工傷保險等方面，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以引導。

公益訴訟為何是“關鍵一招”？

“公益訴訟在勞動保障領域展現出獨特價值。”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天玉指出，與傳統勞動者個體訴訟的“單打獨斗”不同，公益訴訟能實現“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后修復”的系統性治理，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會效果，更好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

當前，一些企業仍然存在就業歧視、拖欠工資、超時加班、欠繳社保、勞動條件不達標等勞動用工違法行為。

呂國泉分析認為，由於勞動者就業形式、利益訴求同質性高，這類情況在有些領域帶有一定共性，往往涉及眾多勞動者利益乃至社會公共利益。此外，隨著平台經濟發展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勞動者權益受損帶有一定普遍性、隱蔽性、技術性等特征，不僅難以發現，即使發現了，單靠個體訴訟也會力不從心，舉証責任不利，難以及時有效維權，因而需要公益訴訟力量介入，彌補個體訴訟的局限。

“當侵權行為侵害不特定多數勞動者利益時，便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王天玉表示，勞動權益是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益訴訟能夠通過司法機制激活其公共利益屬性，夯實勞動權益保障的底線。

然而，將公益訴訟應用於勞動保障領域仍面臨法律依據不足等現實困境。

周國軍坦言，實踐中，勞動爭議案件提起公益訴訟仍比較困難，程序不明確，期限不清楚，哪些權益可以提起公益訴訟也缺乏依據。“生育津貼案能啟動公益訴訟程序是因為‘婦女權益保障’在公益訴訟的法定辦案領域中。”

這種“無法可依”的情況在一起檢察機關起訴外賣平台“算法壓榨”案中也有所顯現，法院最終以“缺乏可操作性”為由駁回起訴。

曾有檢察機關專業人士撰文指出，檢察機關圍繞勞動者權益保障辦理的公益訴訟案件並不鮮見。但是，隨著工作深入，勞動者權益保障未納入公益訴訟法定辦案領域，法律制度供給不足帶來的問題逐漸顯現，增加了檢察機關辦理就業歧視、薪資待遇、社會保險等方面案件的難度。

立法破局是根本出路

“建議盡快將勞動者權益保障寫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呂國泉向記者展示，在草案公開征求意見首日，他就將自己的建議第一時間提交到系統中。

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呂國泉曾提交提案，建議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法律制度，以更有力更高效的法律手段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此次審議的草案明確了檢察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涵蓋16個領域。在分組審議現場，案件領域成為討論的焦點，“勞動者權益”被與會人員反復提及。

有與會人員表示，勞動者權益在檢察公益訴訟法中作出前瞻性規定，能夠彰顯我國保障人權的制度創新和優勢，也滿足勞動者權益保障對司法實踐的迫切需求。

“立法破局是根本出路。”呂國泉表示，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公益訴訟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制度設計。首要的是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公益訴訟法定辦案領域，明確非法限制就業權、算法歧視、系統性社保違規、群體性欠薪等為典型案由。

王天玉認為，勞動公益訴訟的制度設計應充分考慮數字化勞動形態變革，在舉証機制、損害計算、責任形式、原告順位等方面予以完善創新。

“例如，在証據控制方面，企業掌握考勤、工資、算法邏輯等關鍵數據，具有信息優勢。”王天玉表示，對此，勞動公益訴訟要引入“舉証責任倒置”與“數據強制披露”機制，由用人單位承擔合規性証明責任，檢察機關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平台提供原始數據，拒絕提供或偽造數據將承擔法律責任。同時，應建立工會代表訴訟機制，強化工會維權職能。

“要支持檢察機關聯動工會開展勞動者權益保障公益訴訟。”呂國泉表示，檢察機關與工會能夠立足各自職能，發揮工會勞動法律監督“一函兩書”作用，建立聯合取証機制，工會提供侵權線索，檢察機關啟動相關程序，深化溝通聯絡、信息共享、線索移送、辦案協作等機制，形成工作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