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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5月15日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14日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包括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进一步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加强对企业劳动定额和工时等劳动标准的管理工作，建立劳动定额标准管理体制；推动落实艰苦岗位津贴制度。

　　工资增长不只是民生之需

　　统计数据表明，虽然我国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却增长缓慢，有的群体甚至多年不涨，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简直是负增长。

　　一是某些企业存在非法用工，劳动者权益无从保障，更毋庸说提高工资待遇；二是不少民营企业为降低成本，尽量压低工资，而劳动者无力与之平等谈判，工资通常由资方说了算；三是部分国有企业分配体制僵化，论资排辈，论级排辈，出力的未必高薪，不干活的反而荷包鼓鼓。

　　当然，“劳资问题”并非完全指望劳资双方解决，某些政策的默许和法律（执法者）的不作为都是造成当今现实的有力“推手”。

　　去年，中央提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原则是“提低、扩中、调高、打非”，关注工资增长可以视做上述政策的延续，其着意在“提低”，最终是要实现“扩中”从而造就一个所谓的橄榄型的稳定社会。“提低”得好，无论对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都大有裨益。众所周知，增加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一方面可以直接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利于解决广大民众的生活生计问题，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必要的基础。这既是民生之要，也是发展之本。

　　从邱小平所提到的五项措施看，提高工资水平，还需在三个方面发力：政府监管要做到信息公开、服务到位、公平执法（不袒护企业、不助长歪风）；行业自律层面，应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订立行业标准，并严格自查自纠；劳资层面，当前需提高工会地位，加大劳动者与资方谈判的筹码和力量，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5月16日《广州日报》）

　　民富则国富，涨工资是当务之急

　　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走的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低工资、低保障的道路。因此，即使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角度来看，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也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工资的基本面有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行业差距巨大；三是薪酬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

　　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大差距达到50倍以上。近3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

　　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平衡税收与工资的关系，还是平衡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收入，还是均衡国企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还是破除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的歧视，都非市场所能为。

　　能够在多大幅度上提高和均衡国民工资收入，考验着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水平。民为邦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5月16日《现代快报》）

　　给普通工人加薪不只是道德命题

　　近年来，每逢提及给工人涨薪的时候，理由不外乎“调节分配”、“拉动内需”或“共享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之类。

　　换言之，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似乎完完全全成了一个道德命题；或者，是为了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得不为”的功利选择。事实上，给一线工人加薪，这并不只是个道德命题或和谐信号。关注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应该只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安抚，让其“不要仇富”，也不只是为了鼓励他们要“敢于消费”。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关乎中国工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大事。

　　中国的一线工人之所以普遍技术不够精湛，在笔者看来，与这一群体长期收入微薄所导致的职业尊严感下降或许有很大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热爱某个职业才能真正敬业，只有真正敬业的人才能提高劳动水平，通过同样的劳动形式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如果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挫败和厌倦感，势必就会大大影响到劳动水平。日本经济友好协会曾有一项调查表明：虽然在引发干劲的因素中，工资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在打消干劲的因素中，工资却排在首位。因此，当前“中国制造”之所以因为工艺技术的原因难出世界名牌，一线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当属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采取种种硬性措施给他们加薪，这不该只被视作一个道德命题，更应该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高度去认识。（5月16日《燕赵都市报》郭之纯/文）

　　提高普通职工工资谁的责任都不能虚置

　　与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逐步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毫无疑问是企业的责任。当前，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已是一种被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理念，它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等的责任，而保障员工利益正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最基本、最直接的内容。通过终止与使用童工、给职工超低工资、让职工严重超时加班的企业的合作，一些跨国企业已展示了其社会责任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企业自然应该向这样的国际惯例靠拢。

　　当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某些企业恰恰是在推卸责任，而中国当前的国情又是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职工与企业之间话语权不平等、信息严重不对称，这就让资方在工资决定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更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作为公众的委托者，应对企业加强监管，对不落实最低工资标准、违反劳动法等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能放任企业逃避社会责任。

　　提高普通职工工资，同时也是工会等相关组织的责任。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工会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能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强有力的博弈，则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就会得到应有的保证。（5月16日《济南时报》孙立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