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对工资有多大决定权？企业给工人开多少工资才合理？在浙江温岭市，一些民营企业的工资不再由企业主单方“定价”，而是由工人、企业主和行业工会公开“谈判”决定。

　　记者蹲点调查发现，这一制度创新，开始建构起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有效缓解了一度蔓延的“民工荒”。

　　工资谈判：工人和企业主的“对话”

　　从今年7月初，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工人代表、经理代表、行业工会代表，经三轮协商谈判，最终在9月11日签订提高工价标准的协议，工价提高幅度在5％至12％之间。记者摘录了这一公平“谈判”过程的一个真实片断：

　　工人代表：“横机工是羊毛衫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我们觉得，这个工种的合理工价应该提高到每件10．5元。”

　　经理代表（行业协会）：“根据行业情况，这一工种的工价每件9．35元就是合理的。”

　　行业工会代表：“根据工会的调查，这个工价是低了，希望企业考量工人的要求，给予合理提价。”

　　第一轮谈判之后，各方回去紧急磋商，到第二轮公开谈判时，工人代表将这一工价标准降为每件10．2元，经理代表则升至每件9．8元，双方要求更加接近。第三轮公开谈判时，在行业工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0元的工价标准。

　　在温岭打工7年，现已成为塞外明珠服饰公司电脑横机车间主任的陈绪凤被选为工人代表。这位来自湖北荆州的农民工说：“以前我的月工资一直是八九百元。这两年搞民主协商，工资增长很明显，去年每月就到了2300元。”

　　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副主席陈清福说，这家公司的职工代表共有6人，其中车间工人3人，管理人员3人，由各车间民主推荐产生。

　　温岭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郑建军介绍说，近几年来，市总工会组建了羊毛衫业、泵业、帽业等行业工会。经“工资谈判”签订的行业工价标准协议书，经过企业职代会审议通过后，要报市劳动人事局备案，作为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附件。这意味着协议书与劳动合同的效力是同等的。相关企业的工人工资不能低于协商标准。工资协商机制一般每隔半年启动一次，根据行业的发展变化修订工价。

　　曹建忠原为温岭市泽国镇一家轴承公司的农民工，现已被工人代表推选为泽国镇轴承行业工会主席。他感慨地说：“在政府和工会指导下搞工资协商，工人和老板平起平坐，‘当面锣对面鼓’地发表意见，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低薪之弊：“工人不满、老板头疼、政府担忧”

　　在温岭市，说起“工资谈判”的由来，当地政府和工会领导都坦言：这是被日趋尖锐的劳资矛盾逼出来的！

　　新河镇工会干部说，2003年前，当地农民工工资一般不超过800元，有些企业的工资竟然十多年基本不变。由于工资待遇过低等原因，全镇羊毛衫行业一年内曾出现十多起职工集体上访。在拥有7000多名职工的横峰街道鞋业集聚区内，仅劳资纠纷案件每年就有125件，相当部分纠纷集中到年底，“干部根本过不了安稳年”。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说，从2001年起，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岭市频繁发生停工、上访事件。在羊毛衫、水泵、鞋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类事件尤为集中。

　　泽国镇民营企业多达4000家，涉及轴承、水泵、汽摩配件等13个行业，外来农民工超过10万人。由于前些年工资一贯由企业单方“定价”，同一行业内工人“跳槽”频繁，企业陷入恶性竞争，矛盾丛生。

　　低薪，最终使外来农民工选择了“用脚投票”，部分企业一度出现严重的“用工荒”，有的企业农民工走了近一半。企业正常生产和订单交货受到较大影响。低薪的结果是“工人不满、老板头疼、政府担忧”。

　　温岭市总工会主席叶其泉说，现实矛盾表明，“强资本、弱劳动”已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更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急需进行制度创新。“工资谈判”的利益协商机制便应运而生。

　　“但推进协商民主的改革有个过程”，陈清福说，“开始我作为行业工会干部到企业找工人座谈时，老板不支持、不接待、不见面。”后来，他找到镇领导协调，镇长打电话向企业主做工作。经过多次沟通，许多企业主想通了：只有建立利益谈判机制，劳资双方才能实现双赢。

　　据温岭市劳动部门统计，行业“工资谈判”机制建立两年多来，工人停工、上访事件显著下降，农民工队伍也得到稳定。

　　浙江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方火春说，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沿袭多年的低工资导致了局部“民工荒”的出现。温岭的“工资谈判”机制能够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关键是在政府干预下，通过面对面的公平协商，使劳资双方的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实现了多赢局面。

　　“洼地效应”：工资增长机制化解“民工荒”

　　在新河镇塞外明珠服饰公司，刚从广东东莞转来的湖南籍农民工江晓云对记者讲述了她从珠三角转投长三角的历程：“农民出来打工，就讲两条：一是看工资高低，二是看老板是否关心、尊重职工。一句话，哪里挣钱多待遇好，我们就到哪里去打工。”

　　“原来我在东莞的一家羊毛衫厂打工10年，干过两个工种。今年4月才慕名转来浙江。”江晓云说，在东莞打工时，起初每月只有600元，后来因用工紧张，提到了月工资800元，这两年提到1000元左右。“而来到浙江新河镇后，同一个工种，工作量差不多，我第一个月就拿到1800元工资，10月份刚发的工资是2350元。我老公还在东莞干机修工，他也决定过了年转来温岭打工。”

　　江晓云的打工选择显示，“工资谈判”协商机制形成了“洼地效应”。这两年广东和周边多个县市的农民工不断流入温岭。

　　陈清福说，自2003年试行工资民主协商制度以来，新河镇的工人工资逐年提高，到2006年，当地农民工工资提高到每月1500元左右（8小时工作制），因加班赶工，农民工的实际月收入普遍在2200元左右。工资不断提高，最显著的变化是“民工荒”得到化解，目前全镇羊毛衫行业的用工已能够保证。

　　泽国镇泵业协会秘书长、阳春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海斌说：“协商工资制度，稳定了职工队伍，今年我公司的熟练工人一个都没离开。企业稳定发展了，工资才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政府也从“工资谈判”机制中受益。温岭市劳动人事局有关负责人说：“劳动部门人力有限，过去面对屡屡发生的劳资纠纷，往往疲于应付。新的劳资对话机制，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其根源之一在“权益荒”，基本表现是“工资低、保障缺、维权难”。温岭的工资协商机制，着眼于重构和谐健康的劳动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华社杭州11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