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空姐是许多女孩的梦想。2005年5月参加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招聘，经过层层筛选才得到了录用通知的女孩，不料10个月后又收到了不予录用的通知，且得不到合理补偿——

　　主审法官：一方有过错导致对方有损害时该如何处理，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

　　2007年12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刚从原告席上走下来的郑小姐解释了她打官司的原因：“当空姐是每个女孩的梦想。我2005年5月参加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招聘，经过层层筛选，才得到了录用通知书。当时，特别高兴。可没有想到的是，在等待了10多个月后，又得到了该公司不予录用的通知。而且该公司在此事上没有一点解释和歉意表示，所以我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和郑小姐一起维权的还有另外7个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孩。8位“空姐”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大体相似。

　　2004年11月，被告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下称马航）委托被告二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下称外航）在外航的网站上发布了马航在中国招聘中国籍空乘的招聘广告，八位“空姐”根据招聘广告于2004年12月至2005年2月参加并通过了初试、复试和体检，并被确认录用。

　　2005年2月至6月间，8位“空姐”应两被告的要求办理了相关政审手续，并将政审材料和办理马来西亚工作准许证所需的材料寄给了外航。后“空姐”们多次询问外航和马航，两公司均称正在办理手续，要求“空姐”们在家耐心等待。

　　时隔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8日，在北京建国饭店，马航和外航告知八位“空姐”，马航放弃聘用空姐，同时要求“空姐”们在其拟好的内容为“我自愿放弃马航的聘用，自愿放弃向马航索赔的权利”的英文“放弃书”上签字，而且声称如果“空姐”们签署了“放弃书”，便可拿到11000元人民币的“礼物“，否则便无法获得该“礼物”。八位“空姐”认为“放弃书”显失公平而拒绝签字。八位“空姐”认为，她们根据被告要求参加了应聘并被确认录用，办理了相关手续，马航应该信守承诺。但马航在让她们等待10个多月后又单方面拒绝聘用，其行为已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赔偿她们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被告二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作为中国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的机构，不严格履行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

　　八位“空姐”分别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每人的经济损失38135元到66960元不等。马航的诉讼代理人否认了与八位“空姐”之间存在招聘事实，其答辩认为，马航与八位“空姐”不存在任何关系，对她们不存在任何义务。马航及其北京办事处从未委托外航向八位“空姐”发出招聘启事，也并未向她们作出聘用的承诺，故马航与八位“空姐”之间没有订立合同的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代理人答辩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境外企业、自然人企业、外国驻华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作为国内具有相关资质的劳务派遣机构，在2004年9月与马航建立劳务派遣关系，并应马航的要求在北京外航服务公司网站上刊登广告。此次应聘活动完全是应马航公司委托进行，整个过程的决定权也在马航。如果马航没有同意录用，我们不会发正式录用通知，所以外航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

　　据该案原告介绍，马航在中国招聘中国籍空乘并不止坐上原告席的八名女孩。

　　2005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45名女孩经过筛选，得到马航录用通知，并按马航要求办理了政审手续、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原告之一的陈小姐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本科以上学历，有的还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为了进马航，我们按照要求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招聘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处于弱势，能做的只有等待。”

　　2007年6月，马航表示“放弃”录用45人。

　　面对马航不合理的处理，大多数中国女孩儿无奈地签署了非自愿的“自愿放弃声明”。但也有一些女孩儿选择法律维权。陈小姐说，因为马航毁约造成了我们的损失，马航应给予赔偿，而不是送什么礼品。陈小姐发出疑问：作为劳动者，我们将来该怎样维权，才能不再遇到这样的事？

　　主审该案的法官俞里江告诉记者，该案涉及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一方有过错导致对方有损害时该如何处理，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争议与劳动争议有关，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劳动争议。因为当事人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无过错一方当事人能够证明过错方让其产生了合理信赖，那么其合法权益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无过错一方不能举证证明这一点，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支持。

　　俞法官提醒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之前，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基本劳动权利，如工资、工作岗位、休息休假、档案的转移、社会保险、经济补偿等。一定要清楚这些权利在建立劳动关系后能否实现。不能抱找工作不容易，先干着再说的态度。事后维权与事先维权相比，毕竟事先的维权更主动更容易。

　　俞法官还表示，该案适用什么法律依据来审理，将是该案的一个重点。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