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NGO认为，自己和媒体公众是属于同一阵线上，是在国家政策和企业行为以外的第三方

　　也有很多企业讨厌NGO，因为NGO让人们看到企业不愿或不可能对外公布的东西。他们对NGO只说“坏消息”的做法表示不满

　　4月18日，漩涡之中的厦门新阳工业区，平静如昔。

　　园区里，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下称“通士达”）的几个车间如同往常般忙碌；工厂中宽敞的人行道上，路人寥寥。

　　就在此前一周，“通士达”的名字瞬间见诸全球的报端。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非政府组织——Policy　Matters　Ohio（下称“PMO”）公布了一份报告。PMO认为由GE参股的通士达“工人工作超时，没有加班费；工人与有毒水银接触且没有培训等”。

　　虽然，在GE美国总部派出的审核小组和各相关政府及机构的表态下，“通士达”事件逐渐从声浪中解脱出来。

　　然而，这家非政府组织长篇累牍的报告以及多张照片，却难以消逝。

　　“无冕”的监督者

　　根据PMO调查披露以及《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GE在美国当地部分工人因为公司产业转移而失业。调查报告试图向GE提出抗议，为这一部分群体争取利益。

　　至今，PMO也不愿意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其是如何拿到通士达公司相当多的机密文件及工厂照片的。PMO一位负责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前往中国。

　　而该组织在报告中所公布的一系列合作者也都在美国本土，其中不乏一些当地重点大学的工作人员。

　　但在通士达公司的管理人员看来，一些细节之处，就可以看到这家调查机构“颇费心机”——其中一张含有公司名称的照片，就是对方在距离通士达千米以外的一座山庙中拍摄而来。余下的照片，在公司厂房中确实可以找到相同的角度，“但不能确认，照片里的景物就是通士达公司。”

　　而最近同样引起轰动的另一桩调查——女富豪张茵东莞造纸工厂事件，也是NGO围绕劳工待遇和环境等问题进行的追踪。

　　主持该调查的香港浸会大学“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下称“SACOM”）一位负责人丘小姐说，他们调查的方式通常是在工人吃饭或者下班后与他们攀谈了解，而很少采取直接进入工厂的行为。

　　“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绝对不能让对方察觉。”她说，如果与工人们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就会委托工人将相机带入工厂，拍摄一些照片。

　　而高科技手段也时常会出现在一些大型的NGO组织中。某环保组织的成员王先生说，该组织有一些亚马逊雨林的现状照片，就是从空中拍摄的。

　　至于NGO调查的权威和公正性，浸会大学丘小姐说，其团队没有专门学法律的人，但是因为是进行劳工调查，所以对于新出来的各种法律条文，都会仔细了解和研究。

　　一些环保组织则需要长时间的调查取证，并与调查地的法律进行对比，了解被调查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有些重要的题材，具有较强责任感和操守的NGO，一般会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就是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但更多的是外部法律界的专家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提供咨询。”上述环保组织的王先生表示。

　　有时，因为调查公司所在现场的复杂性，也需要NGO有强大的资金作为保障。但并非说，物质帮助越多，调研就越具说服力，而是在于提供资助的单位背景，以及NGO本身所站的立场。有些NGO会和政府及企业开展合作,有的更倾向于独立操作，凸显其公正的立场。

　　王先生的体会是，调研工作初始阶段就应该设立实际最有效的目标，按照自己的人力和资金资源来计划项目。无论项目大小，都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为代价，因为这些根本原则丢失后，很难重新建立起NGO的威信。

　　第三方监督

　　与之前的多数NGO调研主题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立足点不同，美国非政府组织PMO对GE厦门合资企业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密集型企业的劳工待遇和生产生活环境上。而香港的SACOM调查也更关心劳动者的薪酬福利。

　　这让人看到，NGO角色正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即从环境保护走向对职工的保护。“劳资关系是我们的核心调研内容。”丘小姐说道。

　　在她看来，SACOM在这些方面的调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丘小姐说，他们曾调查过迪士尼的代工厂。之后，迪士尼公司高层与该团体多次见面交流过，而调研团队也会继续调查迪士尼。

　　他们还做过14个电脑代工厂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家公司是惠普的供应商。之后，惠普也与SACOM联络。该组织建议惠普为代工厂进行更多的工人培训。

　　2005年，SACOM对一家印刷厂的工伤事件调查之后，工厂撤换了危险机器，并且增设了如红外线感应的防护措施。

　　邱小姐回忆到，他们也为另一家模具厂的工人争取到了因工厂转移而获得的“赔偿”。

　　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劳工待遇，NGO有着充足和准确数据的调查结果，有时确实可以让企业意识到，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调研也就显示出了力量。

　　当企业在某些方面通过NGO的曝光，反而可能更进一步赢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尊敬，“而这种价值本身已经超越或推动了物质利益。不少NGO认为，自己和媒体公众是属于同一阵线上，是在国家政策和企业行为以外的第三方。”

　　分析人士认为，监测欧美企业在海外工厂的用工，或许还可以帮助企业股东来加强对公司运作的监管。

　　“之华媒体工作室”专栏作家蕾西·赛伟乐表示，北美公司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有时未必是利他的，而经常是因为对不执行社会责任后果的恐惧：如有损名誉、融资艰难、股价下跌等。

　　如何平衡“负面”监督

　　也有很多企业讨厌NGO，因为NGO让人们看到企业不愿或不可能对外公布的东西。

　　他们对NGO只说“坏消息”的做法表示不满。

　　蕾西·赛伟乐也说，NGO存在着推波助澜且越过界限的可能。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必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她评价道，企业需要有社会责任心，NGO的活动者也是如此。

　　“跨界合作”方式，可能就是寻找平衡点的一种办法。去年，加拿大完成了历经10个月的社会及环境影响的指导性报告，监督加拿大海外采掘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

　　该工作的发起人是联邦政府对外事件委员会，由非政府组织、企业代表（主要是矿工业、石油业）及学者等其他团体共同参与。他们听审了156个简报，撰写者分别来自民间社会、行业、劳工联盟、学术调查、公众成员等。

　　除综合评估之外，我国的劳工标准也可能因为更多人的介入，走向更高和更全球化的劳工标准等级之路。

　　劳工问题专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表示，一直以来他对海外非政府组织就“劳工问题”方面的质疑，就有所担心。

　　比如中外企业在劳工雇佣的年龄选择上，会存有差异。“中国劳动力总体上有剩余，土地承包30年不变，又解除了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解雇中年民工的后顾之忧。在此前提下，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在用工需求上趋于年轻化。因而我国多数一线生产职员年龄偏小；而海外企业在本国是在总体上充分就业的前提下用工，对40岁以上的中年到50岁劳工给予了较多就业机会。因此，国外NGO组织对国内企业的专注点，会扩展到对劳工用工年龄歧视问题上权益的调查。”

　　他同时谈到，在NGO的推动下，还有一点值得人们深思，即劳动法规应该向谁看齐。“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中国的劳工标准，未来也会逐步靠拢世界，并且全球工厂可能逐渐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劳动标准。”外方股东的管理“缺位”王佑

　　从另一个侧面上说，通士达事件提醒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等多个环节上要更加关注。同时GE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在合资企业的管理参与度有所不够呢？

　　就用工角度来看，不考虑流失率的情况下，通士达的一线岗位采取“两班制”轮流作业方式。神州数码的一位ERP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两班制在华南地区较为多见，华东会多使用三班制。“这可能是地区和岗位差异的原因。”

　　她说，某些制造业客户会衡量：员工加班工资和新增设劳动力，哪个更有利于企业节省成本。如果加班工资和利润率都高，而工人工资都较低时，那么公司肯定会增加更多的人手，替换为三班制。

　　通士达公司的一位人员向记者表示，去年9月，GE的一位客户曾委托SGS出具报告提示加班数字可能会有问题时，GE公司无法看到这些数字。所以，GE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公司在工时方面或许会发生的“隐患”。

　　记者了解到，中外股东双方的股比分别是3：2的通士达，并没有来自GE的管理者，公司董事会里也只有一位外方成员。因此，通士达的管理工作主要由中方自己决定。那么，这种两班制是否合理，也就是中方管理层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

　　另外，通士达也准备上马一些新的流水线和自动化设备。

　　这将为企业带来新面貌。公司内部人士举例，如在2000人左右的“插件班”中增加一些设备，那么只要有1000人继续工作就可以了；而且，新的设备还能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企业也在考虑将部分流水作业进行外包。通过供应商的方式，减少一些工作流程，从而集中力量研发新产品，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核心业务的生产上。但是这些行为目前还没有真正实施。

　　但欧美公司特别是相当熟悉流程重构及精益生产的GE，其如果可以在一些管理方式和新设备引入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可能企业的经营效率就会发生变化，或许可以间接地避免一线职工出现“加班超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GE也并非完全撒手不管。“我们在技术上的交流还是很多的。同时现在GE也在给我们培训，如何缩短一种高端产品的交货周期。”公司某管理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