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总工会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是帮助人的地方，中心成立5年多来，已经发放了帮扶金8386多万元，先后帮扶救助了52.7万多人次的困难职工。这个看上去一片和谐的中心，对于工作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却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了解，发放财物救助职工的过程会伴随着一些无法言说的乖戾。

　　“绝大多数困难职工很好，特别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也有极少数人到这儿闹事，”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彭萍安分管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她告诉记者：“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即便个别人把痰吐到我们工作人员脸上，我们依旧要态度和蔼。”

　　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市总主席杨丽和党组成员，都遇到过用谩骂、威胁、自杀等极端方式到中心来寻求援助的困难职工。面对污言秽语，面对吐到脸上的痰，面对寒光闪闪的匕首……杨丽从自己做起，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发扬“五心精神”———真心、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宁可自己受气挨骂，也要热诚关心他们。

　　在中心采访，一个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帮扶中心的另外一面。遵中心领导之嘱，除中心工作人员外，所有被提及的职工姓名均为化名。

　　“突然他从衣袖中抽出一把匕首”

　　4月17日，50多岁的胡先纯上午和下午分别两次来到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要钱”，他是这里的熟人，但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很怕他。

　　4年来，胡先纯隔三岔五就来中心来要钱，寻求援助，但他可不是善茬，“要钱”的方式通常是骂人，甚至动辄扬言杀人。中心工作人员许绍芬提起他至今心有余悸。“在其它党政机关部门这样，早就被警察架出去了，但我们这儿连门卫都没有。”

　　胡先纯患有癫痫病，后来渐渐又发展为症状较重的精神病。他来反映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工伤”问题。30多年前的一天，他在马路边发病跌倒了，一个好心人担心他遇车祸，于是将他抬到路边，他醒来后一口咬定是那个好心人打伤了他，认为是工伤，便三番五次来帮扶中心反映问题。“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不在中心工作范围，胡先纯突然暴怒，拿出一把匕首就向一个工作人员刺过去，幸好隔着柜台，没有够着，”许绍芬说，“我听到情况后，就把他叫到我办公室给他做工作，当时他已经把匕首藏起来了。”再三追问之下，胡先纯交出匕首。当许绍芬想拿过匕首时，胡先纯又突然猛地扑过来攥起匕首：“谁敢拦我，我就宰了他。”

　　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熊华说：“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考虑他生活的确困难，我们迄今共计救助他4次，先后给了他2300元。”

　　4月17日，胡先纯上午来中心反映生活困难以及工伤等老问题，下午又来，把在主席接待室值班的原市总常务副主席、现任调研员的刘仕杰“泡”了整整两个多小时。“他每次来，除了骂人，说话都是吵架一样，声震屋瓦。”刘仕杰说，“我那天血压都被他吼高了。”

　　“拿验钞机来，我要验验这钱的真假”

　　提起江山这个脾气暴躁的职工，熊华多半只会摇头。

　　江山原来是昆明一家电子企业职工，很早就自动离职自谋职业。当他得知云南省总工会开展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以后，就来到中心要求给他办理职工医疗互助，但该活动有规定，类似江山这类“灵活就业人员”不能参加。由此，江山认为是中心故意难为他，和中心工作人员结下了“梁子”。

　　江山用污言秽语谩骂中心工作人员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个窗口都被他骂过，”熊华回忆说，“我们聘请的一位企业老工会主席被他骂哭了。有一次我接待他，因为一两句话，他一把攥住我衣领，举起拳头就要打我。”

　　有一次，一位市总领导接待他，看到他鞋很破，就叫熊华去买一双皮鞋，结果他反手就扔掉，大声呵斥熊华等人：“你们这是贿赂我，你们理亏，你们不给我办事，用这个来拉拢我。”

　　熊华感到很委屈：“我们先后救助了52万多人次的困难职工，开支帮扶金8300多万元，江山这样的人极少见。”

　　“没有办法，还得忍受。”市总主席杨丽说，“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委屈，很受气，我也心疼他们，可是这项工作他们不仅代表工会在做，还是党和政府关心职工的一个窗口，无论个别职工怎么蛮横无理，我们也不能冲动。所以，中心要求工作人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和职工发生冲突。”

　　其实，杨丽自己也遇到过难缠的人。

　　2005年8月的一天，一位王大妈来到中心，适值杨丽和彭萍安都在，王大妈拿出了一张泛黄发皱的纸条说，她儿子多年前买了所在企业的股票，还有1000元没退，要中心退给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不属于我们帮扶的范畴。”大妈不理解：“我不管，反正都是你们公家的事，厂里不赔，你们赔。”经电话和该企业联系，确有其事。厂里说，可能是当时退股时，大妈儿子没去退股。该厂领导特意嘱咐中心，“不是你们的责任，别理她。”杨丽了解清楚以后就问大妈：“您就是要那一千元钱？”大妈回答很干脆：“对。我就是要钱。”杨丽觉得，不管，大妈有损失；管吧，又违反中心规定，就决定照往常一样，“自费”管这事。她说:“这样就好办了。”回身进了更衣室，从自己刚领的工资中拿了1000元给大妈。

　　彭萍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她拿到钱，先是冷冷地对杨丽说了声‘谢谢了’，然后很轻浮地举着那一千元钱在空中一扬，说‘你们这儿有验钞机吗？拿来验验真假。’”看到此景，刚到市总工作不久的彭萍安忍不住了，一下子要跳起来，杨丽赶紧掐住她手，说：“别发火。你就把她当作是你妈。”彭萍安的眼泪扑簌簌淌了出来：“要是我妈，我早就把她赶出去了。”

　　彭萍安告诉记者，中心工作人员个个都“自费”救助帮扶过困难职工，这还不算有组织的捐款。“为一个职工介绍了100多次工作”

　　万继盛是一个40多岁的北方壮汉，中心办公室原副主任张永禄对他有个评价：“给他脖子上套个大饼，他把前面的吃光了，都懒得把后面的饼转过来吃。”

　　2003年初，中心刚成立不久，万继盛找到中心，要求给他介绍工作。一看他很年轻，身体也好，中心给他安排了一个包吃住的看车的轻松活儿。“他去了两天就被辞退回来了。”许绍芬说，“晚上值夜班，他居然睡觉。”许绍芬教育他，“你一个壮汉，守个车你都守不好，还能干嘛？”一听这个，万继盛大发雷霆和许绍芬吵起来，“你说得轻巧，我有多艰苦你们知道吗？”但最后，考虑万继盛的确没钱吃饭，许绍芬还是自己掏了20元钱给他。

　　5年来，中心先后给他介绍的工作不下100次，最长的只干了一个月，一般就是三五天，都是因为他人太懒。一被辞，万继盛就来中心要工作，等找到了他又不好好干。

　　“上周还来过，要我们给他介绍工作。”

　　就这样，就业，失业，再介绍，再就业，没几天又失业……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到现在，中心工作人员还是不厌其烦地在帮他。

　　熊华说，来中心的人可谓三教九流，“有吸毒的，有劳改释放的，有家庭矛盾解决不了的，有要自杀的，当然主要还是破产失业的，这是主流，也是正常的。”

　　有一天，中心来了一位姓李的30多岁的女人，手腕上缠着纱布，她说她患子宫肌瘤干不动活，又没钱，不想活了，在房东家跳楼、割腕自杀，最后被人救下，进了中心坐下，张口就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来到你们昆明，你们就应当管我。你们要不管我，明天你们就来给我收尸，我尸体上会有一封遗书，我要用我的死来谴责昆明人和昆明市政府。”中心工作人员经过调查，证明她说的几次自杀都是真的，为挽救她，中心一边给她做思想工作，一边紧急救助她400元，还请楼下职工大药房的大夫给她看病，中心的真心和诚意感动了她，使她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让职工到中心来发泄也是一种帮扶”

　　拄双拐的农民工小战来了，他一进门就瘫倒在主席接待室的工作台上；艾滋病患者林某来了，一进门就撸开衣服说：“你们看看我身上的皮肤，我得的是艾滋病……”工作人员吓得面面相觑，末了还得亲手给他送上救助金；患肺结核的流浪人员赵某来了，一进大厅就呕吐，边诉说他的情况，边不停地呕吐，把一个大厅吐得一片狼藉……什么人都来，什么人都有，帮扶中心是没有门槛的开放场所。

　　原常务副主席赵仕杰说了一个“帮扶遭举报”的故事。他们某次给一个困难职工送大米，米口袋破了，不慎撒了一些，后来这个职工到许多部门告他们送的米“短斤少两”，理由是口袋中的米和口袋上标注的数量相比，少了4两。令赵仕杰哭笑不得的是，后来赵仕杰年龄到了，由常务副主席转任调研员，告状的职工四处说：“赵仕杰被我们告成了调研员。”

　　彭萍安有次值班，一个困难职工来要钱，这个职工已经列入了马上要慰问的困难职工名单，但他说，他现在已经没吃的了，难道非要等到慰问时才给？要彭萍安提前把慰问金给他。彭萍安很为难，既不能违反规定提前给，也不能看着他没饭吃不管，就只好掏自己钱包，拿了200元给他，岂料这个困难职工很不高兴，说：“你真抠门儿，人家杨丽主席每次都给我300元，你怎么才给200元！”

　　原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有一次到中心视察，看到熙熙攘攘的困难职工前来求助，深有感触，他动情地对杨丽说：“我要谢谢你啊，你们工作做得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否则这些困难职工都是要去找政府的。”

　　5年来，虽然碰到不少对中心工作不理解的困难职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受了不少气，但慢慢地，他们发现，原来，让困难职工有个发泄的场所，也是一种救助方式。杨丽认为，职工总是有困难才来中心，心中有火无处发，也是一种困难。

　　杨丽把中心的帮扶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类,“对于物质性帮扶，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对于精神性帮扶，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我想，对少数心中有怨气的困难职工，他来中心发泄发泄，我们静静倾听，末了让他欢欢喜喜回家，何尝不是一种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