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他们成了记者追逐的焦点，以至于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代表说，接受采访比干一天活儿都累。

　　据估算，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接近两亿人。农民工及其下一代的生存状况早已被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产生全国人大代表，这还是第一次。

　　农民工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意见。有媒体评论认为，全国人大需要职业的政治家，“工、农的利益不是非得由工、农自己来代表”，因为来自工、农代表治理国家的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文章认为，中国需要培育一批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士，原因是这些人有一定的知识和专业的政治技能，知道如何发挥人大的作用。（《南方都市报》3月4日）

　　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民主的思路。来自基层的代表的确会在行使权利时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但职业政治家就能代表工农、为工农争取更多的利益吗？肯定的答案不能轻易得出，毕竟，自己的利益还要靠自己争取，交给别人是不牢靠的。

　　笔者在英国参观议会大厦时，担任导游的是下院议员安迪·拉夫先生。他有一句话笔者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人民投票选我当议员，不是因为我是安迪·拉夫，而是因为我是工党党员。由此可以判断，他在议会中投票时，政党利益肯定是排在选民利益之前的。

　　作为民意代表的人，本身一定属于某个阶层，而其所属的阶层是有利益诉求的。如果职业政治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了，必然会产生其特定的利益。政客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顺应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的意愿。英国首相决定打伊拉克战争，而后工党议员就齐刷刷地投票支持，可是选举工党议员的人民的意见不可能如此一致。在中国，如果形成了职业政治家群体，而后指望他们在权力机构中代表工农利益，这个愿望很有可能落空。

　　因此，农民工的利益要靠他们自己，人大代表职业化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在实际中主要的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政府，这些工作的确需要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工、农代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为理由来质疑农民工人大代表的作用，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人大是个政治机构，而政治就是对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分配进行影响的活动。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和技能，试问：哪个农民工兄弟，因为他不识字，就不明白要提高工资、不能拖欠工资、应该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等浅显的道理吗？只要在国家权力机关中有足够的来自底层的代表，他们的诉求就能在国家层面产生影响力，最后成为国家政策，或变成立法。

　　从诉求的表达到立法，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可这完全可以通过给底层代表配备专业的助手或建立一个中立的办事机构来解决。反对工人和农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声音很荒谬，其背后的动机也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抵制弱势群体在人大中的代表人数和由此带来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精英分子的既得利益。因为如果培育职业政治家，那么他们必将从知识分子、官员和企业家等有知识有财产的人群中产生，这样一群职业政治家必将维护财富分配业已严重不均衡的社会格局。

　　建立和谐社会，就要使各阶层的政治诉求都能有通畅的表达渠道，并有机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没有人比农民自己更理解农民的诉求，也没有人比农民工自己更了解农民工的诉求，没有人，哪怕是所谓的职业政治家，更有资格代表他们。三位农民工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可喜可贺的，期待有更多的“泥腿子”登堂入室。同时，也希望能有专业人士辅助他们，将他们朴素的话语转译为规范的政治用词，这比聚光灯追着他们跑来得更实际。(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