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工资拖欠何妨“重典治乱”

1月19日，河北一名14岁女孩为父讨薪跳楼身亡，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农民工讨薪的关注。叹惋、愤怒之余，更多的人在发问，为什么在依法治国已成共识的大环境下，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多次高呼的情况下，恶意欠薪行为依然能够逍遥法外？

以近期为例，近日，为确保广大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和社会和谐稳定，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切实促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媒体总结《通知》内八项具体举措为：普遍设立企业劳动关系信息员；充分发挥工会法律援助中心、“12351”职工维权热线和工会帮扶中心的作用；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活动；通过送温暖期间走访调研，及时发现并解决欠薪隐患；对因被欠薪生活出现困难的农民工，及时给予必要救助。这份《通知》可谓面面俱到，但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对于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工会介入帮助讨薪，是工会维权的职责所在。要让农民工安心过好年，拿到工钱是最有力的经济保障。笔者查阅了近几年两节期间的媒体报道，发现岁末年终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个老大难问题，有劳动监察部门帮助农民工兄弟讨薪的，有法院对欠薪者采取强制执行的，有住建部门帮忙寻找欠薪包工头的，总之是多部门齐抓共管持续多年，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却一直未得到根治。

究其原因，在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成本极低，相对应的是农民工讨薪的成本又太高——合法行为成本高于违法行为成本，造成拖欠工资盛行。当然，国家出台了许多帮助农民工事后讨薪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不过单就运作成本而言，工资支付应该成为雇佣双方的自发行为，在工资给付正常运转的劳动关系下，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是最低的。而一旦启动行政手段、司法手段，或者发挥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固然对恶意欠薪行为有效果，但是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要提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成本，让用工方不敢拖欠工资、或者说拖欠工资的代价极高，让用工方拖不起，而不是让讨薪农民工拖不起。要达到这一目的，需用“重典治乱”的思路。

现实中，农民工网络讨薪、下跪讨薪、标语讨薪、跳楼讨薪等五花八门的讨薪方式，都是农民工兄弟的无奈之举，让农民工争取合法权益步入歧途，“乱”像纷呈。甚至有建筑商“躲猫猫”，劳动监察部门连建筑商和开发商的人都见不到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是法律在示弱，要重典治乱，法律就应该示强。

例如，在2014年末，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内的国家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全文引用各类法律法规文件有7个，像《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被反复引用，并强调必须贯彻执行。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中，能找到的治理工资拖欠的手段最具国家强制力的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由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确定，至今已近四年，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许多地方在执行的时候总盯着欠薪金额，说白了，拖欠金额一旦达不到各地执行的“入刑标准”，就会让法律对恶意欠薪企业和个人的惩戒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恶意欠薪是性质问题，不是数量问题。对于那种在农民工已经提供劳务服务后，采取隐匿财产，甚至逃跑、躲藏等方式而拒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采用合法的顶格打击毫不为过。

又如八部门联合通知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这个文件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而且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都会出台治理工资拖欠的司法文件。可见治理工资拖欠的时间已经相当长，法律法规覆盖也很全面，关键还在于力度不够。从经济上制裁拖欠工资的，就要敢于适用财产刑，罚金额度不能隔靴搔痒。 2014年东部某发达省份全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的生效判决55件，并处和单处罚金仅为150余万元，这样的处罚力度显然震慑力太低。对那些有恶劣影响的恶意欠薪者，也要敢于适用自由刑，对其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有期徒刑惩罚，这才能体现立法者本意。

秉着重典治乱的想法，笔者极为认可这次全国总工会下发的《通知》中的一句话：对个别企业恶意欠薪、以暴力手段对待农民工讨薪的行为,工会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求公安、司法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欠农民工几千快钱,万把块钱，对用工单位来说不算高额,但对农民工兄弟来说,这个钱就是养家户口的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一家人都指望这点钱。用“重典治乱”的思路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是谋求法治之外的力量，而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国家多个部门形成合力，采用最严厉的手段对欠薪者进行打击，这样才能尽早让农民工工资给付回归常态，不再为干了活拿不到工钱发愁，甚至引发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