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表上的42个红指印

踩着被雨浇透的泥土路，江西省万载县罗城镇麻田村村民邬飞祖和老乡们一起，抱着锦旗往镇政府赶去。在罗城镇政府，《工人日报》记者看到了一份农民工工资领取签名表，上面醒目地按着42个红指印。就在一个月前，经历重重困难后，42名农民工领回了他们被拖欠3年的工资。

回忆领到工资那一天的场景，村民李淑英没能忍住眼里的泪水，而在邬飞祖眼里，这就像是一个奇迹，“我的内心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没有人帮助我们，真的要听天由命了。”

发生在家门口的欠薪案

2017年1月21日，临近春节还有5天时间，麻田村42名农民工集体来到镇政府，反映一起久拖3年未果的欠薪事件，该案多年来辗转多个部门未果，累计拖欠工资款项近11万元。

“谁能想到在家门口也能被骗。”邬飞祖告诉记者，拖欠工资的罗城金泽园专业农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就在村民家的正对门，当初想着在家门口就有活儿干，村民们都很高兴，“在眼皮子底下更踏实些，我们农民工真是被欠薪给欠怕了！”

然而就在家门口，合作社毫无征兆地破产解散，3名股东带着拖欠农民工10余万元的欠薪纷纷失联，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42名农民工愣住了，他们紧紧攥着手中那张模模糊糊的手写务工协议，望着门前的香菇种植大棚，想着“再等等，兴许明天老板就回来了”，然而，他们却终究没能看到老板的身影。

“难！”负责讨薪具体工作的党委委员余晨瑞回忆道，3名股东去向不明，无法联系上，财产也已转移，曾负责追薪事宜的县劳动监察大队告诉工作组，由于没有当事人的详细住址，违法通知书无法送达，导致案件无法移交公安机关形成较强的打击力度。

“眼前是一座大山，这山怎么爬，我们也犯了难。”余晨瑞说。

“欠的这些钱，是我们的命根子”

虽然就在家门口打工，但活也并不轻松。据57岁的村民李淑英回忆，她经常要克服畏惧，爬上三四米高的架子；每逢夏天，种植大棚内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酷热难耐，“每次我回到家里，丈夫问我是不是淋了雨，我哪里淋了雨呀，衣服都是被汗水浸湿的”。

“出事后，家里好久没人打理了。”李淑英一家三口住在农村的老瓦房中，瓦片间长满了青苔，屋檐下可见鸟窝的痕迹，屋前的土路被雨水冲刷出一个个水坑。

5年前，李淑英的儿子遭遇车祸住院，仅仅一年后儿媳妇也患病住院，丈夫每月1000元的工资杯水车薪，家里先后向十几位亲戚筹借了10多万元医药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当时在我眼里，这活儿就是救命稻草。”当收到合作社的用工通知后，已负债十几万元的李淑英毫不犹豫签下了用工协议。

同为麻田村村民的邬任香只比李淑英大5岁，却满头白发，牙齿也全部脱落。在进入合作社做事以前，她的丈夫早逝，儿子残疾，靠政府的低保和打零工勉强谋生。年久失修的屋顶下，13个脸盆长期放着用来接漏水，“就像水帘洞一样”，邬任香不好意思地说。

为了多赚点钱，邬任香在工作之余帮助老板做饭，然而老板的失踪，让她心如死灰，“欠的这些钱，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邬飞祖告诉记者，在这42名农民工中，有三分之二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欠薪事件的发生沉重打击了他们的生活，除了工资付诸东流，心理的创伤更是难以愈合。

“我们无助又无奈，毕竟除了力气我们什么也没有。”邬飞祖说。

啃下硬骨头，政府垫付欠薪差额

“这个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啃下。”在镇党委召开的专门研究会议上，党委书记高兴贤掷地有声。

为了追查股东的去向，党委曾连夜开会，方案写了一沓沓纸，寻找每一条可能有用的办法。在征求公安机关意见后，镇党委决定争取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在查找3名股东下落的同时，通过公安情报系统查询到他们的真实住址，使劳动监察大队能够及时送达违法告知书，待两次送达违法告知书他们依然无动于衷的前提下，将他们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列为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汪某根和王某兴在3月分别落网，1人在万载县潭埠镇被抓获，1人在县城被抓获。在法律面前，他们低头认罪，2人共同缴纳了8万余元欠款。

至此，历时近半年，42名农民工被拖欠的10万余元工资已经被追回8万余元，剩余2万元差额由罗城镇政府垫付，待另一名欠薪企业股东归案后，再将钱补上。

按满了42个红指印的工资领取表，让罗城镇党委政府如释重负。党委书记高兴贤表示，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不仅侵蚀经济肌体也侵蚀社会肌体，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定额发放，捍卫劳动契约的尊严，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民工们按下的红指印，就是送给我们的红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