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打工的城市拿到了养老金

6月14日，成功补缴养老保险的张凤琼展示她3月15日拿到的职工退休证。

孙凤生正在为养老保险而多方奔走。图为她两年“跑”来的各种单据、回执、协议。

从3月15日拿到红色的退休证，至今已3个多月了，看着每个月入账的1085元养老金，张凤琼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盘算着，即使在四川农村老家已经没有田地，在一个小县城里，她老了以后也能过得不错了。

根据深圳市外来工退休养老政策，只要自己和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15年养老保险，不管是什么户口，到了退休年龄，离开这座打拼的城市时，他们都可以在深圳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每月有一份养老金自动打入账户。这改变了不少像张凤琼一样的农民工的命运。

“红本子”让我老有所养

6月14日下午4点半，51岁的张凤琼下班后从永安堂大药房仓库出来，过了红绿灯，再往前走300米左右，就回到出租屋了。她身穿一条无袖的鲜红色连衣裙，被染成棕红色的头发整齐盘在脑后，眉毛修得细长，嘴上涂了和衣服颜色相称的口红，很显精神。去年就已经退休的她，如今又被公司返聘了。看到打扮精致的张凤琼，怎么也无法将她与农民工的身份联系起来。

1999年，一直在四川南充一个小乡镇种庄稼的张凤琼跟着丈夫来到深圳打工，如今，她在药房当仓库管理员已有18个年头了。她从对药物一无所知，到现在能熟记仓库所有药品的名字，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1000元，涨到现在的3000多元。

张凤琼以为，她会一直在药房工作到干不动那天，然后和丈夫回老家靠着一点积蓄过日子。直到去年6月，快退休了，听同事说起养老金一事，张凤琼才意识到，“要打听一下这事了。”

公司是从2007年4月开始为张凤琼缴纳社保的，到2016年她退休，还不满10年。不安的夫妻俩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新闻、信息，张凤琼丈夫看到一则2013年广州番禺外来工补缴社保成功的案例，很受启发，但多次跑到社保局询问时，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无法补缴，因为已超过两年追缴时效。于是，张凤琼开始了漫长的不定期“拜访”社保局之路。

深圳市养老保险条例规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后，所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可以补缴；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2016年6月，张凤琼决定通过行政复议争取补缴。直到9月30日，行政复议有了回复：“同意补缴，待系统完善后即可办理。”

2017年1月，张凤琼接到了社保局电话，通知她过去补缴社保。她和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到社保局准备办理手续，当听到滞纳金近6万元时，张凤琼惊呆了。“公司本以为一两万元可以搞定的，若不是滞纳金，那天我就补缴成功了。”

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2.5万元滞纳金，剩余3.4万元由张凤琼出。经过多个夜晚的辗转难眠，张凤琼同意了公司的提议。“打了将近20年的工，出钱就出钱吧，老时也有个保障。”说这话时，张凤琼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机，打开2017年3月24日中国银行发来的一条短信：您的账户于3月24日收入（社保）人民币1085元。“这是我领到的第一笔养老金，短信我还保留着呢。”张凤琼笑着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奔走在补缴的路上

据公开报道，来自广东南海的郭锦钊是深圳外来劳务工领取养老金的第一人，她从1987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拿到了退休证。记者从深圳市人社局获悉，截至2017年4月底，非深圳市户籍的退休人员有14073人，其中有补缴记录的约为3605人，远远低于庞大的外来工数量。

至今，还有不少外来打工者奔走在补缴养老保险的路上。

清晨的翠园街总是熙熙攘攘，各式各样的早餐店已开门营业，每间店铺门前都有一群等待拿着早餐前往地铁站、公车站的上班族。每当这时，52岁的孙凤生就已经在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将午餐便当做好了，准备和丈夫一起出门去公司，但她并不是去上班，而是继续为补缴社保奔走。

尽管早在1987年，外来工已被允许在深圳参加养老保险，但至今还有很多外来工对缴纳社保不理解，甚至还有人为多拿些现金而办理退保。孙凤生知道，从2007年开始公司为她缴纳社保，但直到将要退休，她才意识到自己仅缴纳了8年2个月社保，不满15年，并不能拿到养老金。“在公司工作了18年，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她为失去工作后未来的日子担忧。

2015年11月，孙凤生拿了一份《补缴养老保险申请书》到公司盖章，然后计划去社保局申请。协商了一个多星期，公司还是不同意盖章，并打算将孙凤生从后勤岗位调去做饭。“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如果不服从，公司随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调到环境最艰苦的岗位后，见孙凤生仍未辞职，公司答应盖章，前提是孙凤生必须写一份辞职信和承诺书。辞职信上表明，离开公司后，孙凤生不会对公司有任何起诉；承诺书也承诺放弃劳动仲裁及法院诉讼的权利。2015年12月17日，孙凤生拿着盖了章的补缴申请书，辞职离开了公司。

拿着补缴申请书，孙凤生开始跑社保局，反复申请、递交材料、行政复议，经过一年多时间，她才切实得到答复，“可以补缴了，但前提是公司同意补缴申请。”说话间，孙凤生从房间拿出一大叠资料，全是这两年来为补缴社保“跑”来的各种申请书、协议书、回执等，签署日期有2015年的，也有2017年的。经过多次折叠，泛黄的纸张有了一条深深的折痕。

2016年1月，按照社保局要求，孙凤生再次回到公司盖章。出乎意料的是，知道要缴4万多元滞纳金后，公司不肯盖章了。“公司不敢给我补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老员工也要补缴。”孙凤生如是说。

从2016年1月起直到现在，公司像跟孙凤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她早上一出现在公司门口，就有人通知公司负责人不要上班。她下午一到公司，大门就“守卫森严”，办公室门也紧锁着。常年不定期地跑，偶尔她也能进去公司，难免发生一些冲突。

6月22日，孙凤生告诉记者，这周她打算继续去公司找老板盖章，老板答应她，只给5000元，其他滞纳金全部由孙凤生承担，就同意盖章。“我还是想试试看，毕竟有了退休金，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孙凤生告诉记者，湖北老家已经回不去了，房子早已坍塌，全家人都在深圳打工。

两年时效、滞纳金成“圆退休梦”障碍

能在打工的城市拿到养老金，张凤琼觉得很庆幸，但让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企业没有为职工缴纳社保，最后买单的是职工？”由于很多企业不愿缴滞纳金，为能够顺利补缴，职工往往会主动承担一部分。据了解，滞纳金已成了不少打工者在深圳“圆退休梦”的一个障碍。

对于为何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保险补缴考虑了社会影响、基金安全、单位和个人补缴成本四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加收滞纳金可以防止补缴行为伤害正常缴费员工的养老权益，也可避免对现行养老保险缴费制度产生过大的冲击，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建峰认为，滞纳金首先是对欠缴社会保险的惩罚，当事人违反了社保征缴秩序，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滞纳金也是对社保基金损失的填补，如果当事人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基金则可以经营这笔费用并获得收益，欠缴导致无法实现上述行为。

沈建峰告诉记者，补缴社会保险本身首先是不正常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缴纳五险一金。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义务。在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向社保稽核部门举报，在有些地区也可以通过劳动争议程序处理，而不一定等到劳动关系结束后再去补缴。他认为，劳动关系结束后申请补缴，一方面因为社保不按时足额缴纳，损害社保基金的利益，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不能补缴。“所以，解决补缴的前提是先解决好按时足额缴纳的问题。”

沈建峰坦言，尽管通过行政机关强制补缴受到两年时效的限制，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只要劳动关系延续，上述时效并不起算，劳动关系终止后两年内寻求社会稽核机构行政救济即可。而且现实中，在一些地方，当事人自愿补缴并不受时效限制，不过，有时社保缴纳系统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完成补缴操作，这也是社保补缴的技术障碍。（记者 刘友婷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