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苦无处诉 农民工心理问题谁来疏解？

一位农民工正在拳击室里发泄压力。

7月24日9时，沈阳市农民工之家二楼东南角的一个房间。沙盘桌前，一位年轻女孩正将满身缠满绷带的小人埋在沙里，挖出来，再埋进去，再挖出来，重复了很久；宣泄室里，伴随着砰砰的响声，隐约能听到哭喊，《工人日报》记者看到一名农民工正戴着拳击手套一下下打在假人身上……这里是沈阳市农民工之家心理咨询室。“像我这样有困惑、有难处的农民工，终于有了诉委屈、疏解苦闷的地方。”吴秀芬对记者说，她是第5次来心理咨询室了。当天，她拎着两瓶陈醋和十斤小米，专程来表达感谢。

无处倾诉 有苦往肚里咽

在心理咨询室的西墙靠着两个十层展示柜，上面摆着上百件小到指甲盖、大到拳头的沙盘模型。有人物、动物、房屋、家具、食品等等，旁边就是装着沙子的沙盘桌。隔壁宣泄室满墙包裹着宝蓝色的方形软垫，一个一人高的塑料假人由弹簧连接在底座上，附近摆着两副拳击手套。这些都是帮助过吴秀芬的物件。

吴秀芬老家在辽宁朝阳松岭子镇。提起最初来心理咨询室，她说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抗拒。“谁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吴秀芬说，2010年，她遇到现在的丈夫，结了婚。“丈夫天天忙工作，我一诉苦，他就说我没出息，就知道唠叨。”

这9年，吴秀芬一直在外打工，受了很多苦。因为无人倾诉，她一直憋在心里。每个夜晚，孤独、失落的吴秀芬蒙着被子偷哭过很多次。吴秀芬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也找人诉过苦，“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同住的大姨说：“出来打工，你的事儿咋这么多！打工都苦，吃不了苦就回家啊，出来干啥！”一起来打工的姐妹说，刚开始听吴秀芬诉苦还能劝她两句，听了一段时间后也不爱听：“干一整天活就够累了，还要听她抱怨，听多了觉得人生都没希望了。”

渐渐地，吴秀芬把话都憋在了心里，见人也不爱说话、有苦往肚里咽。这也让她渐渐变得焦虑、喜欢乱发脾气，失眠，有几次因为走神都差点出现事故，严重影响了工作安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吴秀芬这种农民工不在少数。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更多的时候只是归咎于情绪、劳累甚至是命运的安排。许多农民工觉得“好好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实际上，这种情绪得不到合理疏解，不仅会影响了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一些打架斗殴的恶性事件。

沈阳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部部长蒋阳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沈阳市常住外来务工人员达70余万人，为了让他们有处诉苦、有地方发泄，沈阳市农民工之家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他补充说，2016年12月，沃尔曼职业心理健康中心入驻农民工之家，免费为农民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现在这里还有高级沙盘师、国际催眠治疗师、国际EAP咨询师等12位咨询顾问。”

有人疏解 心里好受多了

沈阳市农民工之家的心理咨询顾问王冠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来咨询的农民工都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地方。”他说，一般情况下，心理咨询师不会向农民工讲大道理，会拿农民工身边的事举例子，让他们感同身受。“我们针对农民工学历较低、适应能力稍差、外出打工感到孤独等特点，总结出沙盘游戏、正念认知疗法、绘画疗法等一些疏导方式。”

记者注意到沙盘桌前，那位年轻女孩仍然在重复之前的动作，反复埋挖小人，过程中她从未抬过头。尽管注意到记者满脸疑惑，王冠却没有解释的意思。她在旁边耐心地问：“你为什么选择一个受伤的小人，还要把她埋进去呢？”“因为小人孤单没朋友、大家都不喜欢她。”

“那她被埋沙里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找个小伙伴？”董博又从架子上拿来一个帅气的男孩远远地放在旁边……这个女孩叫董博，今年21岁，在沈阳一家食品厂打工。她所在班组的班长是个帅气的小伙子。她表白后，班长嫌她打扮土气，拒绝了她。这让她感到很自卑。王冠通过沙盘游戏让不会表达的董博得到了疏导和排解。

来自安徽休宁县，20岁的农民工王小山总感觉别人排挤他。另一名心理咨询顾问刘莎一直负责他的心理疏导工作。刘莎介绍说，2013年，王小山初中辍学后和表哥来沈阳打工，现在方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做木工。他说家乡话有口音，雇主嫌弃他，工头也不愿意找他。长期下来，王小山怀疑工头在排挤他，就请病假消极怠工，有时还会跟工头吵架。“5月8日，他第一次来咨询时一直低着头。”刘莎说，“你有没有想过，是工头怕你干不好所以不派活呢？”王小山突然抬起头说：“你说工头不是想害我，而是不相信我的手艺吗？”当晚，他就和工头敞开心扉交流了一次，才发现工头只是看他不太主动，以为他不爱干活，所以很少派活。

王冠和刘莎向记者反映，在他们接待农民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差，加上沟通交流能力不强，往往会陷入一种执拗甚至于偏执的状态。“处理不好，不仅会给他个人带来伤害，还有可能会波及到其他人。”刘莎说，其实不仅是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心理健康同样不容忽视。“让他们有合理的发泄和疏解渠道，尤其必要。”

不再逃避 学会积极应对

“问题还要自己解决，可是我不会逃避，不会过激应对了。”吴秀芬说起这5次来心理咨询的最大感触，就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女儿今年5月来沈阳后，经常一个人待在出租屋，1个月内哭闹了四五次。一次，情绪激动的吴秀芬还打了女儿，女儿反而越闹越凶。经过四次心理疏导后，吴秀芬决定下班后多陪陪女儿。半个月后，女儿突然放下手中的碰碰球，抱住吴秀芬说：“妈，我听你话，沈阳这么好，我不走了。”当时，吴秀芬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吴秀芬说：“心理辅导确实起作用了，我知道如何处理和女儿的关系了。”

王冠告诉记者，像吴秀芬这样心理辅导起作用的农民工不少，可是农民工心理辅导也存在参与度低、不了解心理辅导等问题。今年初，她曾想过举办一些心理辅导讲座、温暖心灵活动，可是调查后的结果让她有些失望。一些农民工对心理辅导有误解，认为有精神病、抑郁症的人才来治疗，不把心理辅导当作排解情绪的方式；一些农民工比较自卑、戒备心强，本来感觉受歧视，更不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说出自己的苦闷；大部分的农民工从事的工作苦脏累，忙于生计，不会请假来参加活动。

不过，王冠对农民工专业心理咨询项目仍然充满信心。截至目前，来沈阳市农民工之家或者通过“爱异客”电话咨询的农民工已有700多人次。王冠说：“有这么多人打电话，说明农民工还是有需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懂得心理疏导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开展更多活动。”（记者 刘旭 文 图）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农民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