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还是培训！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约2.87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0.5%。在推进农民工向技术水平较高的高端产业工人转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无疑是重中之重。

新生代农民工更青睐什么样的培训？怎样提高培训的时效性？3位代表委员向大会提交建议或提案，针对培训中的多个痼疾“诊脉开方”。

药方一：统筹规划，避免管理多头、职责交叉

相关调研显示，目前，职业培训管理多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导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表现在，一是培训任务缺乏统筹规划。国务院在农民工培训规划和指导性意见中确定的原则是农民工培训由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实施。各相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制定本部门的农民工培训计划或项目，各自下达培训任务，相互之间缺乏充分交流沟通、分工合作，分别制定的培训计划缺少差异性，甚至有交叉培训和重复培训情况，导致培训资源浪费，培训效率不高。

二是培训补贴标准不同，不同部门举行的培训项目补贴标准、培训时间有较大差异，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和政策扶持不均衡等问题。

三是职业培训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各部门有自己的信息管理平台，相互之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使得重复培训和多处申请补贴现象发生。

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砌体质量管理员邹彬代表认为，应加强农民工培训规划的统筹协调工作。统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投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采取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用工企业及农民工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投入机制。多方联动，制定统一的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培训成本。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委员建议，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研究范畴，分别从机制、投入、政策和制度等层面，勾勒当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框架和质量框架，按照不同城市特性，研究编制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通用教材，鼓励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或新市民研究机构（智库）等。

药方二：提高农民工参加培训积极性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是代表委员们一致反映的问题。据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农民工缺乏长远职业规划；二是培训费对一些农民工来说仍显较高；三是培训内容不适应农民工的需要。

邹彬代表对此提出建议：在农民工层面，加大“技术改变人生”的宣传力度，强化新生代农民工中工匠队伍的培养、选拔和表彰，畅通技能型农民工职业发展通道，激发农民工参加培训学技术的积极性。

他还建议，可通过颁布政策法规的形式，设定参加就业创业岗前技能培训的底线要求，并推广持证上岗和资格认证制度，明确农民工上岗资格证的有效周期，使其定期参加培训取证。

胡卫委员在大会发言中建议，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提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重心转移的“支点”。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视为职场员工和新市民走上工作岗位、融入城市的“第一需求”，其培训内容、成绩等作为招工、入户等积分统计的考量之一。

药方三：提高培训内容与需求匹配度

邹彬代表提出，在当前普遍实施的职业培训教学中，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脱节的现象，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接受对提升其自身技能水平有切实效果的实践培训。此外，公共信息渠道不畅，公益性服务和培训项目较少，真正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培训和技能鉴定又往往需要农民工承担高额成本，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广泛参与技能培训的整体质量偏低。

他建议，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和用工企业双方的技能培训需求调研，聚焦新生代农民工集聚的产业行业，有针对性地编制权威性、专业化、高质量的技能培训课程，促进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岗位需求相适应。同时，丰富并优化技能培训内容。

“还可以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开发并推广便于远程教育和实时学习的网络课程，如形式新颖的在线课程、微课、视频公开课等。”邹彬代表说。

胡卫委员则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或将出现五大转变：从求生存培训转向学技术或学技能培训，从粗放型培训转向精准型培训，从满足单纯技能培训转向对满足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和学历提升的双重培训，从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培训转向融入城市文明或社区认同、参与需求的培训，从职前培训转向终身培训。

据此，胡卫委员建议，应聚焦需求侧变化，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制定以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再造具有有效性和针对性的培训重点方案。体现满足需求导向的多元培训形态，贴近职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并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同步发展。

胡卫委员还建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一般分三大部分：一是职场技能培训（不同的行业由不同的用工单位实施，但要在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统一备案）；二是新市民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文明等常识培训；三是相关市民的管理和法规培训，以及社会公益道德礼仪及文化素养培训等。

药方四：加大投入力度

有地方工会调研显示，农民工和一线职工在提升学历时，仍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政策掣肘。农民工和一线职工要完成一个阶段的学历提升大概需要缴纳6000元至1万多元学费，还需要支付书本等学习资料费用以及误工费用等。

邹彬代表在建议书中指出，当前，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主体有政府部门、专业培训机构、用人企业等，尚未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多方共担的投入机制。由于农民工基数大且缺乏稳定性，部分企业培训投入积极性不高。

他建议，既要落实企业承担技能培训的主体责任，同时给予企业培训资金政策支持，探索财政补贴与企业用工持证上岗率及职业技能挂钩的模式，对于广泛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将地方教育附加专项经费向农民工队伍倾斜。

胡卫委员建议，政府应制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全员培训规划，并把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并由政府职能部门专门制定实施推进行动计划，为其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争取进城务工人员每3年接受一次培训。3年内对所有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全覆盖。

陕西建工集团董事长张义光委员建议，政府应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实现产业工人培育经费多渠道。在对农民工培训进行补贴的同时，对安排就业的单位给予一定资金补助。企业要着眼于长远，增强培养技术工人的主动性，应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安排资金用于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技能提升。（记者 陈晓燕 郑莉 赵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