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提出四个讨薪问题，农民工竟无一人能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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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外出打工不愿遭遇欠薪，可如何做到欠薪不怕、讨薪有理有据？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对相关政策和讨薪路径不了解，被欠薪后往往采取消极或过激手段等，是成功讨薪路上的一块块绊脚石。

本报讯（记者刘旭）“雇佣主体情况什么样？工作后要保留哪三类证据？找哪个部门维权最高效？正确的维权顺序是什么？”面对辽宁盛辽弘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乔晓慧提出的四个讨薪常见问题，现场30余名农民工竟没有一人能够全部答上来。1月20日，乔晓慧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幕发生在沈阳市鲁园劳动力市场，鲁园农民工工会2021年12月3日举办的一堂普法课上。上述四个问题的答案是高效率、低成本要回工资的关键。

课上，来自黑龙江塔河县的农民工罗鹏表示，不知道到底是谁雇了他，连自己做的项目都说不清楚。

2021年3月，罗鹏在以前工友的介绍下，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到沈阳市沈北新区打工。下火车就到工地，简单看了看现场，和包工头商量好做瓦工，日薪400元，第二天领完工装、工牌就进场干活。等到2021年11月初工地散场，他只知道包工头姓袁（音），叫不上全名，不知道施工单位的名字，更不知道劳务公司是哪家。

“想想都后怕，要是真被欠薪了，我都不知道找谁要。”罗鹏说。

乔晓慧在援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发现，像罗鹏这样不明确雇佣主体的农民工有很多。

更难办的是没有证据。来自辽宁锦州的马文昌就吃过这样的亏。

56岁的马文昌在外打工38年，在13家建筑工地打过工，“没遇到一家用人单位主动告知用工信息，一些小的建筑公司不签合同、不缴保险，甚至连工装、工牌都不发，工资也是现金支付”。一次，他被欠薪3万元，劳动合同、招聘登记表等能证明他工作过的证据一个都没有，能证明工资数额的考勤记录、聊天记录或通话录音也没有。尽管知道包工头的姓名和电话、建筑单位和项目名称，但因为无法计算工资数额，他只能“认栽”。

事实上，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并不多，但部分单位没有尽到告知用工信息的责任，甚至恶意隐瞒或藏匿证据，加大了农民工维权的难度。

大连市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律师团团长王金海表示，在援助农民工采取法律手段讨薪时，很少有农民工做到证据完备、信息清楚，在诉讼阶段一击制胜。

乔晓慧指出，被欠薪后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是极高效的维权手段，但由于农民工不主动了解正确的维权顺序和相关政策，导致维权效率低、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