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基层劳动关系的“全科医院”

13年前，山西沁水县职工任海林等3人在嘉峰镇某煤炭企业工作了16个月。去年，任海林到龄退休，才发现企业当时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时隔已久，如何确认劳动关系、向企业追缴养老保险，让任海林犯了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任海林看到了“树理公惠”品牌，了解到沁水县嘉峰镇成立了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他跑上门，提出了维权诉求。在服务站树理劳动关系调解队的努力下，企业最终为任海林等3人补缴养老保险共16551.2元。

嘉峰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除了组建树理劳动关系调解队、树理普法宣传队，还对接晋城市总工会、沁水县总工会的集体协商指导队、健康指导队、职工维权律师队，发展核心队员50人，积极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风险。

“‘五队一站’将维权服务触角延伸到职工身边，就像一家‘问诊’基层劳动关系的‘全科医院’。既能请到熟悉乡土民情的‘赤脚医生’，望闻问切，共情共心；也能挂到劳动领域的‘专家号’，把脉问诊，依法依理，推动劳动争议调处‘一个窗口办到底’，有效降低职工的维权成本的同时，能够对基层劳动关系有效监测、及时预警和快速调处。”山西省总工会法律和集体合同工作部部长张平平说。

维权关口前移

“随着县域经济发展，基层劳动关系纠纷增加。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基层劳动关系调解力量散，相关各方沟通协调不顺畅，难以形成合力；距离群众远，职工找不到，服务跟不上，往往这边跑断腿、那边没事干……”沁水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冯志刚说。

沁水县总主动加担子，加强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的努力，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2023年5月，沁水县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劳动关系服务站点建设的通知》，要求按照“五队一站”模式，打响“树理公惠”品牌，为职工提供“一站式”维权服务。

嘉峰镇是沁水县的工业重镇，职工人数占了全县四分之一，但镇工会联合会专职工作人员少、经费不足。沁水县总选择在嘉峰镇试点推动“五队一站”，将服务站设在镇政府，3个服务点建在煤矿和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村庄。

为确保基层可为、站点有效，沁水县总吸纳基层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和乡贤加入劳动关系调解队、普法宣传队，主动对接上级工会的集体协商指导员、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人才库，拓展服务站的功能形态、服务内容。

截至2023年底，嘉峰镇“五队”累计调解劳动纠纷114次，开展普法活动36次，推动签订集体合同40份，开展各类健康活动37次，在8家企业进行了“法治体检”。

用足用活特色资源

2023年，一家企业有职工因工伤去世，抚恤金、赔偿金久拖无解。当其80岁老父亲走进嘉峰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时，树理劳动关系调解队队长、嘉峰镇司法所所长王书楼深感不安，“老年丧子已是大痛，我们不能让老人家一痛再痛。”

50天里，王书楼多次走访这家企业，依法辨理，以情善后，成功调解了这起工伤纠纷。

“个案的调解各有不同，但走的始终是群众路线。”王书楼说，作家赵树理是嘉峰镇尉迟村人，当过沁水县委副书记，留下了很多调解故事，这都是新时代“树理调解工作法”的丰富养分。

“树理调解工作法”从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等具有鲜明特征的典型人物，对症下药。王书楼还经常运用“先放气后说理”“先看戏后说事”“先戴帽后和好”等调解策略，“以土办法解决家长里短，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逐步打开调解对象的心结。”

将“树理调解工作法”注入劳动争议调处机制，沁水县总进一步叫响了“树理公惠”品牌，大力创建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

“我们将工作流程划分为调解前、调解中、调解后三大环节，细分为广辟来源、受理流转、谈话调查、分析会诊、多元化解、结案分流和深化治理7个步骤，实现从线索来源到深化治理的全链条闭环覆盖。”嘉峰镇人大主席、镇工会联合会主席、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站长赵建国介绍说，通过服务站调解劳动争议成功率达95%以上。

一个窗口办到底

“县总分别与法院、人社、司法等职能部门签订协议，在乡镇一级实现工会牵头，基层法庭、基层司法、基层派出所跟进，提前介入劳动关系建立、运行、监督和调解各环节，确保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有人建、有人管、能持续。”冯志刚表示。

在嘉峰镇政府办公楼，不仅有80平方米的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阵地，还在迎街的镇党群服务（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劳动关系服务窗口，建立了职工维权事项受理、转办、督促、落实、反馈等工作运行机制，推动劳动争议调处“一个窗口办到底”。

依托嘉峰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晋城市总、沁水县总协调联系市律师协会、心理健康协会、医院、蓝天救援队等社会组织，签订服务协议，定期深入企业和职工中间，开展企业法制体检、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健康讲座、职工心理咨询、应急救护培训等服务，强化劳动法律保障体系功能。

“在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平平认为，“树理公惠”成品牌、有机制，其经验一方面在于借力“树理调解工作法”成功经验，提高了劳动争议调解率，另一方面在于建立“服务下沉一级，维权上升一级”的维权机制，主动为下级工会搭平台、聚资源、撑腰杆，努力使劳动纠纷不发生、不积累、不激化。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