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沙“鏖战”40载

徐先英在野外观测白刺结实与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人生一甲子，他60年的履历可以用一个字概括——“沙”。

“出生见的是沙子，上学看到的是沙子，大学学的是沙子，工作又和沙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徐先英说。

“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先英是名副其实的“沙专家”。他主持完成的30多项科研成果、22项授权专利、百余篇（部）论文和专著，谈的都是“沙”。

此外，他还成功筛选出4个抗逆性沙地造林树种，研发出17项防风固沙技术与模式，研制90多台（套）新型治沙装备在全国沙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倾其一生探索科技治沙的“中国方案”。

“我就是民勤人”

农历正月刚扫尾，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北部的民勤县就开始忙碌起来，为即将于初春开始的挖沟槽、铺稻草做准备。

甘肃，是我国沙漠分布面积大且荒漠化危害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有沙化土地面积12.17万平方公里。甘肃的“沙患”又以民勤县最为典型，俗语“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反映的就是这里沙进人退、人口被迫大量离乡外迁的现实。

“我就是民勤人。”1963年，徐先英出生在民勤县西渠镇丰政村。

丰政村是个风沙口。每年春天，裹挟着大量沙尘的“黑风”如约而至，遮天蔽日。20世纪70年代初，当地的石羊河林场开展治沙活动，念小学的徐先英也跟着大家学插风墙、压沙障。大人们摸着他的头说，“长大去外面工作，只要不待在民勤，没有沙漠哪都好。”

1982年，徐先英跟着父亲离开民勤，来到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盐场。没想到，却是从一个沙漠走到了另一个沙漠——原来，这里是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

“怎么有这么多沙漠？”铺开地图，广漠的北方大地分布着四大沙地和八大沙漠，这让年轻的徐先英深深震撼。

1983年高考，徐先英填报了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专业，被顺利录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定回到设在家乡的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从此，以民勤为中心，沿着河西走廊，走景泰、上高台，一路到敦煌，往南到玛曲沙区，甘肃的各大沙漠、沙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从沙窝窝里走出来，又回到沙窝窝里，有人对此不理解。但徐先英的回答是“无悔”也“无愧”。

与沙漠“鏖战”40年，他和同事们把论文和成果写在浩瀚沙漠中。几十年来，以徐先英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国家重点区域防沙治沙工程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性逆转的参与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沙化土地面积由过去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逆转，中国也成为全球荒漠生态治理新标杆。

徐先英总是说，此生有幸，能成为治沙历史性逆转的参与者、贡献者。

1986年，徐先英参加了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盐渍化沙地适生树种选择及抗逆性造林技术研究”；5年后的1992年，又参加了国家“八五”攻关协作项目“干旱、半干旱地区防护林建设与水分平衡研究”。

那10年间，徐先英在冰天雪地的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采集可供造林的插条2万多株，又经过5年时间，成功筛选出了适宜盐渍化沙地造林而又抗逆性强的东疆沙拐枣、红皮沙拐枣、甘肃柽柳等适宜树种，并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有一段时间，他整天泡在沙漠试验区里，早出晚归，风餐露宿。有时突遇沙尘暴，所带的干粮里进了沙子，咬在嘴里沙沙作响。回来晚了，他就用冷馒头充饥，晚上继续挑灯夜战。

“吃得风沙苦，日月换新天”，短短几年时间，徐先英就成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科研骨干。此后，他白天进沙漠，晚上学英语，先后获得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又顺利完成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任务。

从此，丰富的野外工作履历和扎实的学术积淀，让徐先英站在全球荒漠生态治理的广阔视野，持续探索科学治沙的“甘肃经验”和“中国方案”。

2000年，由徐先英主持的甘肃省“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甘肃河西绿洲边缘风沙危害重点区治理、监测及沙产业开发”得以完成并实施。在完成这个项目的4年里，他像沙漠里的芨芨草一样扎进黄花滩村，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步行十几公里往返沙区，不论刮多大的风都坚守在风沙第一线，脸晒得像黑炭一样。

“你们这种吃苦耐劳、为民办事的精神，我老汉相当敬佩，我死后就埋在你们建立的林带，继续防沙护林。”当地一位七旬老人真诚的话语，成为激励徐先英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

向世界分享“中国方案”

被誉为“中国治沙魔方”的草方格沙障，是固定流沙最有效的措施之一，20世纪末曾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防沙治沙工程中。

这种工程压沙手段，将废弃的麦草一束束呈方格状铺在沙上，再用铁锹轧进沙中，留麦草的一半自然竖立在四边，然后将方格中心的沙子拨向四周麦草根部，使麦草牢牢竖立在沙地上。

徐先英坦言，这种工程压沙靠的是“人海”战术，随着劳动力短缺及成本上升成为防沙治沙面临的制约因素。

徐先英和团队受到独轮车原理启发，通过人拉独轮车，让车轮取代铁锹，随后发现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后来他们在压沙设备上安装了牵引系统，但又出现了平衡性差的问题。经过反复实践，他们研发出第四代沙障机。

新一代机器爬坡能力、轧槽深度、操作规范均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徐先英给这个机器取名“小型手扶式沙障机”。此后，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一边申请专利，一边批量生产成品。先在河西走廊的古浪县、凉州区、高台县、敦煌沙区试用，逐渐推广到青海、内蒙古沙区。每台机器一天可以完成四五十亩的工作量，效率是人工的4~6倍。

后来，徐先英团队又研发了铺草设备，目前正准备将铺草设备集成在压沙机上形成铺轧一体系统。

“机器性能要不断提高，不仅要适应沙漠的各种地形、提高作业效率，还得能让老百姓用得起。”眼下，徐先英正在思考如何突破机器小型化、智能化的瓶颈。

从理论到实践，从沙漠经济到成套设备，科技治沙的“中国方案”也引起了世界关注。从1993年起，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开始举办国际治沙培训班，先后为“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80个国家举办51期培训班，培训了1052名治沙科研人员。

“我们不仅把甘肃的治沙故事和治沙方案，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讲给世界听。”徐先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