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基層工會“有人辦事、有錢辦事”

12年間，從園區初建時工會組織不健全，職工需要服務找不到窗口，到現在有困難找工會成為職工的一種習慣，來自富士康（太原）科技工業園iPEG事業處鍛造廠的井春權代表，見証了園區工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全過程。

他是擁有8萬多名職工、3200多個工會小組的富士康（太原）工業園區的一名工會小組長。今天，他在山西代表團小組討論會上分享的工會“成長”故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近年來，鄉鎮（街道）、開發區（工業園區）集聚了大量的非公經濟組織和職工。隨之，大量非公企業工會涌現，並已日益成為職工就業聚集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日益成為工會工作的聚焦點。

連日來，在各代表團小組討論會上，一些代表分享了他們加強基層工會建設的好做法好經驗，許多代表還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探索建設“小三級”工會

富有設計感的圓形頂燈、巨大的電子屏幕、時髦的名稱“大港微智能工場”……當匯聚了眾多時尚元素的教室圖片出現在王愛民代表的微信朋友圈時，她 “手動” 給它點了個贊——“太棒了！”

信息的發布者是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總工會常務副主席袁波。圖片裡是北侖區大港社區總工會兩周前剛投入使用的技能培訓工作室，就建在工業園區裡。

“在‘小三級’工會建設以前，這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寧波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王愛民代表感慨道。

寧波市北侖區“小三級”工會建設由於其顯著的成效，在全國工會系統打響了名號。這一做法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它擊中了當時基層工會組織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兩個主要“痛點”——人員和經費不足。

今天，在浙江團會議室外，王愛民代表向記者介紹了北侖區“小三級”工會建設的做法。

北侖區有多個工業園區，非公企業集聚，職工人數近45萬人，大多為外來務工人員。在“小三級”工會建設以前，北侖區遵循傳統的工會組織結構，區下面是鄉鎮街道，鄉鎮街道工會下面就直接面對各類企業。

“問題顯而易見，一個鄉鎮街道才有一兩名工會工作者，面對動輒上千家企業的職工，工作怎麼做得過來？”

北侖區總的做法是，在街鎮和企業兩級工會中間加了一個層級——成立社區工會聯合會，形成“小三級”。社區與工業園區類似。

2008年，集中了近500家企業、近10萬名職工的新碶街道大港社區成立，社區工會隨之成立，並於當年升格為總工會。

以大港社區總工會為例，在寧波市總工會支持下，北侖區總重點解決兩個方面問題。

——人員問題。實施“三定一統籌”（定崗位職責、定目標考核、定工作保障、統籌人員使用）工作模式，由社區黨委書記或主任兼任工會主席，社區干部共同參與工會工作。此外，在街道、社區兩級招聘職業化工會工作者和兼職工會干部。

在人員方面，還將社區內企業按區域分成7個片區，每個片區有三五名企業工會干部主動協助帶動片區內工會工作，形成“區域社區——片區——企業”新的基層工會“小三級”。

——經費問題。成立總工會按規定有工會經費，上級工會每年再撥20萬元。

“現在，大港社區總工會有10名工會工作人員，街道有5個社區工會，每個社區工會下設片區……”王愛民代表用手比劃著，“總共約有80∼100名工作人員，越往基層人員越多！”

“有人辦事、有錢辦事，基層工會才能運轉起來，才能把職工牢牢聚集在周圍。”王愛民代表說。

“顧村經驗”再出發

眼下，張黎萍代表牽挂著“家”裡的一件棘手事兒：轄區內一家企業想要搬遷到外地，臨到搬遷才告知職工和工會，圍繞經濟補償等問題勞動關系雙方產生分歧。企業工會趕緊找到她所在的鎮總工會。

“今天早晨我還發信息給工會干部，讓企業停止實施搬遷方案，同時引導職工理性維權。下班前職工代表發信息告訴我一切進展順利。”在上海代表團駐地，張黎萍代表告訴記者。

張黎萍代表是工會系統的名人——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人大副主席、鎮總工會主席。基層工會建設的“顧村經驗”曾兩次被寫入全總十六屆執委會議工作報告。

說起夯實加強基層工會建設，非公企業工會是一道繞不開的坎兒。

在小組討論會上，張黎萍代表向代表們分享了“顧村經驗”——主要以《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為基本依據，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於入會、建會、辦會各個環節，在依法建會、依法管會、依法維權、依法履職上下功夫，著力破解非公企業工會工作瓶頸和難題。

顧村鎮共有企業800多家，大多是中小微企業。建會是加強基層工會建設的第一道關口。

“我們上門去宣傳建會，企業方就會問：你要我建會的依據是什麼？我們就拿出《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給他看。”小組討論會結束后，張黎萍代表向記者詳談“顧村經驗”。

依靠法律法規的約束和服務的吸引，顧村鎮建會行動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此基礎上，通過激發工會主席履職積極性、經費保障、推進民主管理民主協商等推動工會轉起來，用切合職工需要的各項服務舉措讓工會活起來。

今年，顧村鎮總工會著力強化非公企業職代會制度和集體協商機制建設，同時，探索整合黨建資源、群團資源、工會資源乃至社會資源，使之共同成為服務職工群眾的資源。

在啃建會“硬骨頭”方面，顧村鎮總正嘗試用體制外入會的方式倒逼企業建會。開辟職工單體網上入會渠道后，前段時間，張黎萍代表和同事再次踏進一家不願建會的企業大門，企業高管仍拿出之前的理由：“《工會法》規定隻有在職工願意建會的情況下才須建會，我們的職工不願意入會。”

“你們企業多名職工已經在工會微信公眾號上申請入會了，依法企業應該組建工會。”張黎萍代表答。

“沒多久，那家企業就承諾了建會。”張黎萍代表笑著對記者說。

建言獻策助基層建設

北侖區“小三級”工會建設和“顧村經驗”並非個例，如今，其“復制版”正陸續在各地出現。

但不容回避的是，當前，在不少地方，包括鄉鎮（街道）、高新（工業）園區以及村、社區等工會組織，仍不同程度面臨人員、經費、陣地不足等問題，影響了工會作用的發揮。

為破解這些問題，不少代表提出了相關提案和建議：

——江蘇省揚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楊正福代表聯合江蘇團多名代表提出提案，針對鄉鎮（街道）工會干部隊伍不同程度存在兼職較多、力量不足、流動性大的現狀，建議研究解決鄉鎮（街道）工會機構設置、編制職數、職級待遇問題，同時明確地方工會對鄉鎮（街道）工會干部考核獎勵等。

——青海省海南天和路橋工程公司職工、海南藏族自治州總工會兼職副主席楊智代表建議，加大鄉鎮（街道）專職工會干部配備力度，加強對基層工會干部培訓力度。

——大連高新區總工會主席劉源波代表建議加強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工會建設，將“高新區工會建設”列入調研課題，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為高新區工會建設和發展提出系統性意見。 （記者陳曉燕 王維硯 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