証據少 維權難 農民工討薪老難題仍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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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歲首，欠薪問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討薪案件本身雖不復雜，卻往往因為証據不足，可能面臨著被法院駁回或敗訴的結局。律師指出，這也是很多討薪案件的共性問題，破解這一難題仍需多方合力。律師提醒農民工，在企業因經營效益不好發生欠薪時，要注意留存証據，盡快止損，及時維護權益。

“手裡証據一團亂，甚至連我們自己也搞不清具體在哪個公司上班，要是沒有吉林省總工會律師的全程援助，工錢肯定要不回來了！”日前，李文靜等5名農民工在工會律師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終於與用工企業達成調解，拿回全部欠薪。

年終歲首，欠薪問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焦點。部分企業用工不簽訂勞動合同，勞動者工作時不注重留存証據，發生勞動爭議也不知如何取証，這些都給農民工討薪帶來很多困難。作為工會律師，王雨琦2020年共處理了54起農民工討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舉証難問題。真正實現農民工欠薪案件清零，道阻且長。

証據太少，曲線求解，險勝！

因未能在規定時間內提供相應証據，吳鑫和工友們的討薪訴求最終被仲裁委拒絕受理。拿著這張不予受理通知書，幾名農民工倍感茫然。

2017年9月，吳鑫等人入職某科技公司做打磨操作工，當時，雙方並未簽訂勞動合同，只是口頭約定月工資為2400元。2018年4月起，老板以經濟困難為由開始陸續拖欠工資。當年6月，吳鑫等人辭職，並數次通過微信向老板索要2個月的欠薪4800元，始終未果。無奈之下，2019年12月，幾人提請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資和經濟補償金。

“仲裁委讓我們提交証據，可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弄，還是孩子在網上查到吉林省總工會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討薪才有了希望。”吳鑫說。

“當時，他們手中隻有通過微信向公司老板討薪的聊天記錄，且因工資發放形式多樣，而其提供的工資銀行流水隻能証實勞動關系存在，無法証實是否拖欠和具體拖欠金額。”吉林省總工會律師王雨琦說，該案本身並不復雜，只是証據不足，這也是很多農民工討薪案件的共性問題。

証據不足，訴訟很可能被法院駁回或敗訴。根據辦案經驗，王雨琦律師幾經周折，最終拿到公司蓋章后的拖欠工資詳細名單和金額。不過此時，因吳鑫等人不懂法，主張雙倍工資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

受疫情影響，該案又延期了幾個月才得以開庭。為盡快拿回欠薪，吳鑫和工友們表示可以放棄經濟補償金，在王雨琦的反復釋法溝通下，經過庭審舉証、質証，企業和農民工們最終達成和解，同意在2020年5月1日前給付欠薪。

“舉証難”成共性，有的甚至討薪失敗

2020年7月，當討薪案最終塵埃落定時，原來的12名工友隻剩5人堅持下來。“証據搜集太難，等待也太漫長，如果沒有工會律師，我們可能早就放棄了。”李文靜說。

李文靜和工友們在一家公司工作近6年，從未和公司簽訂過勞動合同。2017年7月，公司開始斷斷續續拖欠工資，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計拖欠12個月工資，每人拖欠32211元。

“欠了這麼多錢不給，老板還讓繼續上班，我們不干，公司就給我們放假，說等啥時候有錢了，工資結清了，再通知我們上班，這一等就等到了當年底。”李文靜說。

“該公司法人名下有兩個公司，在一個地點辦公，領導班子和財務人員混同，幾名農民工到省總申請法律援助時，甚至連自己都搞不清楚具體在哪個單位上班。”王雨琦說。

因証據還須加強，關鍵是要証實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王雨琦律師經當事人同意，翻看了他們手機裡的各種聊天軟件和打卡記錄，經過認真整理，才形成完整的証據鏈條。

案件經勞動仲裁后，進入訴訟環節，但王雨琦剛整理好起訴狀，便有4名農民工放棄，隨后又有3人表示因要看管孩子等不能到現場簽字而放棄。幾番周折，最終，在律師和法官共同努力下，用人單位和5名農民工達成調解，並於7月份將欠薪全部給付完畢。

“並不是所有當事人都這樣幸運。”王雨琦告訴記者，在另一起農民工欠薪案中，當事人手中僅有和用人單位領導的語音及聊天截圖，而且后來手機又不慎丟失，開庭時無法核對原始証件，因舉証不能，最終導致敗訴。

如何更好破題，需多方合力攻堅

王雨琦2020年共處理了54起農民工討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舉証難問題。“有的農民工不僅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還缺少欠薪証據。若開庭時用人單位不出庭，有些証據就無法判斷真偽。在某些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下，根據誰主張誰舉証原則，法院隻能判決駁回訴訟請求，何時有了新証據，何時才能再次起訴。”王雨琦說。

王雨琦告訴記者，在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的討薪案件中，微信聊天記錄和工資銀行流水，一般都可証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而具體拖欠工資的金額，應由用人單位出庭舉証，若舉証不能，用人單位應承擔不利后果。不過，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用人單位人去樓空，也不派人出庭應訴的情況，這時勞動者還需要舉証証明具體拖欠的工資金額。

有調查顯示，農民工文化程度、技能水平與欠薪案件發生的概率顯著相關。文化程度較低，求職心切，務工隨意性強，工作穩定性不高，且法律意識淡薄，不懂得依法保護自身權益，便容易被拖欠薪酬。而一旦遭遇欠薪，農民工們往往沒有經濟實力聘請法律專業人士參與訴訟，同時，因勞動爭議案件大多標的額小、收集証據需耗費大量精力，很多律師也不願意代理此類案件。

“直到今天，很多農民工仍非常缺乏取証意識，認為麻煩，或不知道具體需要什麼証據，在維權過程中認為辦案機關會為他們調取，或受自身局限，無法完成取証工作。”王雨琦說。

王雨琦表示，按照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入職后，用人單位應與之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有些民營企業、小企業缺乏契約精神，或干脆有意規避法律責任，這需要政府、企業、工會等有關方面從細微處入手，深入推進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落地生根，進一步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同時，她提示用人單位，不要以為不簽訂勞動合同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發生違法行為，反而要面臨雙倍工資的賠償。

“另外，農民工在企業因經營效益不好發生欠薪時，也要及時止損，及時維護權益，不要一拖再拖，否則最后可能贏了官司也無法得到有效執行，而且在用人單位已無力賠償的情況下，放棄經濟補償金也是能夠盡快拿回欠薪的明智之舉。”王雨琦說。

（文中討薪當事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