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們的權益維護尋找“答案”

“您好，這是您的餐”“您好，這是您的專車”“您好，這是您的快遞”……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經成為人們便捷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拓展了就業的新渠道。

然而，因平台用工形式和就業方式等原因，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的勞動保障權益尚未跟上步伐，出現了“與平台企業難以確定勞動關系”“勞動保障難以落實”“逃避用工主體責任”等問題。

工作時間不確定成常態

“有快遞就得送，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遇到高峰更忙。”剛剛從快遞公司辭職的新疆烏魯木齊市快遞員馬子豪告訴記者。由於快遞員的薪酬計發方式主要是“底薪+計件提成”和“計件提成”兩種，面對“多勞多得”的賺錢方式，快遞員想要拿高薪，就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有些快遞員為了多賺錢，每天起早貪黑，全年無休，手機24小時不離身，完全是“生活在工作中”。

“我想有周末，但是要送的物件是不分周幾的，要想休息就得找人替我送，這也不方便，所以就辭職了。”馬子豪說。

平台算法便捷了顧客，卻無法兼顧現實因素。“對我來說，遇到風雪天氣，不催單就很幸福。”烏魯木齊市美團外賣員馬雲說。

勞動者權益問題浮現

為了按時完成訂單，外賣員對速度的追求達到了“極致”。採訪中，不少外賣員表示，烏魯木齊市人口數量多，尤其人民廣場等中心地區因為道路、車輛等原因，配送壓力很大。

用工形式不同，勞動者的社會權益保障也不一樣。以快遞員為例，快遞公司通常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員工，是“臨時過來幫忙的”，不為其繳納社保﹔對於勞務派遣用工而言，存在快遞公司和勞務派遣公司互相推諉的情況。記者採訪獲悉，德邦一名勞務派遣用工的快遞員，由於德邦和勞務派遣公司“踢皮球”，工作三年多直到離職社保問題也沒有解決﹔而正式用工的快遞員，其社保覆蓋率相對較好，但整體覆蓋率有待提升。

“現在社保還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我們風裡來雨裡去的，頭疼腦熱都是常事，很需要。”烏魯木齊市快遞員趙玉喜說。

除此，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會地位、勞動條件、法律保護等問題，也隨著行業的發展而浮現，並日益引起各界關注。

自身維權意識欠缺

“我選擇外賣這行就是看在工作時間可以自主，先做著賺點錢。”馬子豪說。

和他有一樣想法的外賣員很多，據《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團外賣員就業報告》顯示，外賣員工作吸納了大量的二三產業人員，外賣員的上一份工作主要集中在工人、銷售、個體戶，因此，外賣員團隊來自多樣的社會分工，以工薪階層為主，他們更關注個體的經濟利益，對社會評價和政治議題並不在意，對職業並沒有很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長期處於游離不定的狀態中，抱著“先做這個賺點錢”的心態，對未來沒有明確規劃。

企業在勞動保障上也存在一定的欠缺。據了解，在所有保障中，企業不繳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成為快遞員離職的重要原因。

“從法律角度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相關規定還在調整中。”新疆昌吉市勞動糾紛專業律師朱文凱說。根據勞動法規定，受法律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具有標准的勞動關系，而標准勞動關系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簽訂勞動合同。對於新型勞動關系如何保護，目前沒有明確的規定。

從多個層面進行保障

專家指出，要從企業、勞動者、國家法律等層面來考慮如何保障這一群體的權益。

從勞動者來看，就業時應該明確勞動關系，簽訂勞動合同，保護自身的權益。企業應該落實用工主體責任，開通行業申訴通道，給予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更大的晉升空間，增強其職業成就感。

社會各方也應該明確職能，如各地方政府部門要增強權益保障力度，加大宣傳，讓勞動者在維權時能夠找到“負責人”﹔各地方工會也應及時有效地為勞動者提供維權服務。同時，要擴大監察機構的監督范圍，有效監督各方落實責任和義務。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的一項調研指出，探索成立外賣員行業工會聯合會、協商合理合法且寬鬆的平台算法、組織“外賣員一路通暢座談會”、在安全區域投放公共充電樁等一系列細化措施。“借助工會組織覆蓋面廣、維權服務方式靈活、工作手段豐富的有利條件，推動解決網約配送員‘急難愁盼’的問題”。

新疆順豐速運有限公司新疆區工會主席楊玩瑩認為：“快遞行業從業人員缺少全面提升技能的機會，被看做是‘賺快錢’、吃‘青春飯’的職業，應使更多從業人員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這都是工會眼下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