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为“超龄”农民工权益保障“兜底”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位70岁高龄的打工者篡改身份证到淄博打工涉嫌违法被查的案例。其实，《工人日报》早些时候就曾报道过一则相似的消息——《62岁老人为打工伪造52岁身份证》。这些“超龄”打工者，为了能留在工地上继续工作，都采用了这种荒诞的违法行为“让自己变年轻”。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但违反了法律，还给自己埋下了维权隐患。

我国《劳动法》规定超过60岁用工就算超龄就业。最近几年，“超龄”就业者增多带来的用工和维权问题逐步显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全国多个省市开始禁止或从严执行60岁以上农民工到一线作业。但这并没有刹住“超龄”就业发展的快车，反倒让一些超龄农民工走上了篡改年龄、伪造身份证、将白发染黑的“歪招怪路”。

到了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还要继续打工，这些“超龄”农民工并非没有“退休”的意愿，只因现实缺少安心养老的资本。目前，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长期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率很低，外出农民工参保比例也不高，而对于高龄农民工来说，这一比例更是惨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家庭经济不宽裕，靠子女给钱养老几乎是奢望，贫困传递在他们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在城市务工，保障低；返回农村，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同样不给力。虽然这些年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但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并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加上种地的收益微乎其微，为了生存，想“养老”就只能选择“老而不休”。

除了“超龄”打工者自身有“讨生活”的需要，用工单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目前《劳动法》的相关权益保护都只限于规范既定年龄段劳动者，对于“超龄”就业并没有硬性要求。这就让一些用工单位瞄准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超龄打工者，他们往往不需要缴纳社保费用，用工单位支出少、工资支付简单；加上一些行业工资低，招不来年轻人。高龄打工者成为事实上的“香饽饽”自然是难免的事情。

生命因奉献而精彩，对于“超龄”农民工也同样适用。我国已进入“劳动力拐点”阶段，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劳动力队伍中的“主力军”农民工群体，也正在“变少”“变老”。将来或许有越来越多的“超龄”打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面对农民工队伍中的“白发浪潮”，忽略和无视该群体的权益保障都是不明智的。一刀切式的规定并不能把老年农民工群体从就业市场上挤出，他们同样有凭借劳动换取收入的权利。因此，如何引导他们到力所能及且适合年龄特点的行业和岗位上，体面并且有尊严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显得尤其重要。

让他们体面就业、安全就业，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好这些人的保障和权益维护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群体性问题，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民生问题。按照国家政策，他们在从业期间应该享受相关社会保险政策，但是由于“企业不愿交，本人也不愿交”等诸多因素，导致国家政策在这一层面执行不力，但时间不等人，这部分人又到了一定的年纪，养老和医疗成了难题。

“超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晚年生活理应得到保障。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步入老龄，追缴保险并不可行，为了让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生活得有尊严，就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用制度为他们“兜底”，将众多的超龄农民工纳入劳动保护的范围内。同时强化劳动合同管理，明确用人单位保护所有员工的权利和责任，也是顺应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需要。

此外，还要加快打破身份藩篱，给农民工更多福利空间；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社保体系，以此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只有啃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才能真正解决好超龄农民工问题。但是，难啃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只有正视现实，不断改革，尽力向前，超龄农民工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那些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打工者才能够找到合适岗位、贡献经验、安心取酬，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为了打工而“篡改身份证”等违法行为。（赵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