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家盛：一座跨越两个世纪的技术工人丰碑是这样造就的【4】

家庭篇——

“耿耿星河欲曙天”

“离休”而“工人”的耿鼎

耿鼎是耿家盛兄妹4人的父亲，是祖振英的丈夫，这是耿鼎的家庭角色，也是每一个有家庭子女的男人很正常的角色。

但作为社会人，耿鼎的角色复杂而矛盾，不熟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人，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耿鼎身上，“技术工人”与“离休干部”是那样地有机自然地交织重叠。

依照有关政策，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或工作的人，均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耿鼎1948年8月参加解放军，当然是离休干部，可他在昆重的主要和知名身份却是一个技术工人。

依照国家有关评定职称以及教育经历的有关政策，耿鼎除了早年在重庆214技校一年零八个月的读书生涯，没有其他的国民教育学历，按规定，属于“文盲”，可他又是昆重十分倚重的高级工程师、总工艺师。

耿鼎对昆重有多重要，看一个例子就知道——在他年龄届限离休后，厂里又返聘他干了10年，以致祖振英老人几次下意识地强调，“家盛他爸是70岁才退休的。”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年多，耿鼎担任了此间一项代号“9901”的海军军品加工的工艺技术指导，昆重现任党委副书记杨家鹏说，“生产过程中，这个军工企业的胡姓科技处处长对耿鼎说，‘老爷子，我要拜您为师。’”

是耿鼎复杂，还是社会复杂？

1934年9月，耿鼎出生于上蔡县一个名叫“后启庄”的一户农民家，据耿鼎夫人祖振英介绍，耿鼎小时候很苦，“耿鼎他爸给地主干活赶马车，一次外出途中遇到强盗，吓得不行，回到家，夜里就死了，但耿鼎不知道老人已经死了，和已经死去的爹睡了一夜。”

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恩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年8月，耿鼎14岁，解放军有个团在后启庄驻营。

当时，耿鼎和妹妹相依为命，部队的团部就设在耿家，团长姓郭，“父亲天生勤快，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扫地。”看到这个14岁的小孩机灵、礼貌、勤快，郭团长感到是个好苗子，便劝导耿鼎参军，“我爸问，‘当兵有什么好处？’郭团长说，‘当了兵，可以吃饱。’就这个条件，父亲心动了，团长叫人发了一套军装给他，以后跟着部队就南下。”

于是，14岁的耿鼎成为解放军中一名小兵。

耿大鹏说，在他读初中的时候，还见过父亲的老团长，“他身高大概一米六五样子，块头大，他到昆明出差开会，都会到重机厂来看望我父亲。”

参军后，尚未发蒙的耿鼎参加了部队为期40天的扫盲班，步入了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的人生旅途。

1950年5月，部队进驻重庆，新政权已经建立，眼光敏锐的郭团长感觉到未来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术的年轻人，于是他动员耿鼎去学文化、学技术。

“到重庆后，郭团长动员我父亲去学文化学手艺，他说，‘你去学门手艺，国家要搞建设，要靠你们年轻人，学一门手艺将来好讨生活。’”

就这样，虚岁16岁的耿鼎来到重庆一所名叫“214技校”的技工学校，在学文化的同时，开始接触机械。

耿大鹏说，这个技校为兵器工业部所属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培养工人，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还生产过建设牌摩托车，“这个厂在沙坪坝，我去过。”

这段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学习经历，不仅造就了耿鼎一辈子并影响其后人的品质、价值观以及初步的技能，而且为他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的战争爆发。

10月19日，中国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对抗以美国为首、由17个国家组成参战方、5个国家提供医疗支援的联合国军，“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激烈，一批昆明知识青年应召入伍，其中一些被派遣到重庆集训，准备奔赴前线。

1951年参军、时年仅18岁的昆明姑娘祖振英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8月7日上午，时年82岁的祖振英告诉本文作者说，1951年，她参军到重庆，后来没上成前线，“组织上叫我到‘214技校’学技术，家盛他爸是二野的，也在这个技校读书。”

在214技工学校，耿鼎和祖振英都学习开车床。

“有次发选民登记证，他发一张，我也有一张，互相看了选民证上对方的姓名，记住了，这之前，他和我都喜欢打篮球，混熟了，但就是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

通过这张选民证作媒介，祖振英认识了河南小伙子耿鼎，两人相互喜欢，就好上了。

毕业后，耿鼎分配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作，祖振英分配到重庆机床厂工作。

1956年两人结婚，婚后，春城姑娘祖振英实在不习惯重庆的气候，“冷起来冷得要命，热起来热得要命。”

1958年，中央提出要支援三线建设，她利用这个机会调回昆明，“回到昆明，省工业厅领导问我，是想去滇池海口，还是到北郊的茨坝？我说，茨坝离城近，我到茨坝。”

就这样进入刚成立的昆明重机厂的前身“云南重型机器厂”工作。

1959年，耿鼎从重庆建设机床厂调入昆重，两人团聚。

在昆明重机厂，耿鼎开始了展示辉煌人生画卷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