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家盛：一座跨越两个世纪的技术工人丰碑是这样造就的【6】

一家6口人 5人干车工

耿鼎在技术方面的成就并非单兵突进，而是和他的人品有机交织在一起的。

他给年轻人讲课，传授自己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所得来的知识、经验、技艺，按照规定厂里要给老人付点讲课费，“但他坚决不要，”昆重现任党委副书记杨家鹏说，“他觉得很奇怪，他说，‘我就是这个厂的人，我把我学到的东西告诉徒弟们，怎么能要钱?’”

耿家四兄妹，3个儿子都在重机厂工作，巧的是哥仨都是1984年前后分别进入重机厂的，哥哥耿大鹏是1983年2月从部队复员到昆重的，弟弟耿家华是顶母亲祖振英的职，于1984年7月到昆重工作的，最晚是耿家盛，他是1984年11月从昆明铣床厂调到昆重的。

哥仨中，耿大鹏和耿家盛学车工，只有老三耿家华干钳工，母亲祖振英的解释是，“我退休时以钳工身份退休，小石头来顶职，按规定也只能顶职做钳工。”

这样，耿家名正言顺就有3位车工——耿鼎、耿大鹏、耿家盛。

而事实上，祖振英和耿家华是横跨钳工和车工两个工种的，祖振英说，“我在重庆的技校学的是车工，调回云南，在昆重也是干车工，一直干到耿家豫出生后才改行做钳工到退休。”

耿家华则是在钳工干了15年后，因工作需要，1998年开始学习车床、钻床、镗床这些机床操作，耿家盛说：“小石头其实也干了10多年的车工，他是我教出来的。”侯金富是耿大鹏正儿八经的徒弟，他证实，“前几年，耿家华没当拉丝机分公司经理的时候，我、家华、家盛3个人前后开动3台车床一起干活。”

也就是说，耿家六口人，除了耿家豫大学毕业当老师外，一家人都是或都干过车工，这相当罕见。

耿氏三兄弟参加工作时没有一个在厂里机关谋个清闲的差事，接受采访的许多人都认为，以耿鼎1984年前后在昆重的名望、贡献、地位、影响等因素，给哥几个谋一个蹲机关的清闲差事并非难事。

但耿鼎不干。

耿大鹏认为，在父亲心中，就是要当工人，还要学到相应的技术，学到真本事，年纪轻轻到机关混日子入不了耿鼎的法眼。

耿鼎看重车工技术，看重技术工人地位的心态，或许可以通过耿大鹏的人生遭际窥见一斑，耿大鹏是被耿鼎“逼”着放弃当国家干部机会，回到重机厂当工人的。

“父亲这一辈子反反复复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当工人学手艺，他说，‘学会一门手艺顶在头上，旱涝保收。’还没去当兵，父亲就要我以后无论到哪个单位，都要做一个最好的车工。那会儿他是云南省刀具队队长，经常带着我去各地推广刀具，我念初一时，送饭到车间给他吃，他就教我开车床，还没当兵，我已经会开车床，只是开得不好。198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昆明，当时云南省工商局和省税务局刚组建，要我，省公安厅也在招人，我在部队就入党当班长，人家都要我，但父亲非得要我回重机厂干车工，他说服我回重机厂当工人不要去当干部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他说，他就是车工，我干车工他可以教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档案从当时的官渡区转回厂里，厂里有多个部门要我，他又利用他的总工艺师的影响力，不许那些部门接纳我，必须当车工，说会找个最好的师傅教我。”

耿大鹏学习车工技术过程中遇到困惑，“白天搞不懂，晚上回家问他，他讲给我听，有时还是听不懂，他感到光是嘴讲我理解不了，一挥手说‘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到车间开给你看。’”

对大儿子，耿鼎其实有想法，他也想把大鹏塑造为一个优秀的车工，不少绝技他传给了大鹏。

“老大在没有车床的前提下，用人家设备上的减速机作动力，一把车刀，一个架子形成一台‘简易车床’，同样切削工件。”耿家华说。

耿大鹏现在的搭档范子文把这件事还原出来：

玉溪市澄江县某企业有台化肥干燥机，用的是德国产的价值20万元的弗兰德减速机，这个减速机轴长80毫米，要和干燥机匹配，就要把过长的轴给切削掉，但不能打开人家的机器壳体；不打开，又加工不了。大鹏灵机一动，带一把车刀和一个刀架到现场，减速机通电后转动起来，他用车刀和车架，硬是一刀一刀把那个多余的轴给切削下来。

“大鹏这个方法来自他爹在小龙潭煤矿现场装配斗轮机用刀架切削零件的启发。”

甚至对唯一的女儿耿家豫，耿鼎打的主意也是要她考大学工科专业，毕业后开车床，耿大鹏说，“小妹是考上大学了，要不然，她也是干车工的命。”

“1990年夏天，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回家告诉他，‘爸，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耿家豫说，“他问我，‘拿到哪个学校的？’我告诉他，是师范体育专业的，他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耿家豫从父亲的表情和身体语言读出了老人内心的不高兴，“他希望我报考工科，学自动化专业，他的意思我懂，他希望我学数控，搞机械。大学毕业时，当时包分配，他又希望我回重机厂。”

也因为耿鼎的做派，除了做技术工人，哥仨被断绝了其他一切念想和希望，耿大鹏说，“我们都只有乖乖地当工人，学技术，苦本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往前走。”

对耿家盛哥仨来说，父亲一辈子做技术工人，从小给他们的印象是很光荣，“父亲推广刀具，他边讲解边动手干，围观学习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他一干完，掌声雷动，连中午吃饭，都有很多人围上来找他问这问那，我们当时10多岁，看到这些，心里想，干个车工如此让人尊敬，还是很有意思的。”

耿大鹏从1983年干车工，一直干到1994年，因厂里对他工作变动才改行搞经营管理。

耿家盛则从1984年迄今，一直专门干车工，31年从未中辍。

耿家华在以钳工为专业的同时，从1998年起，他向耿家盛学习车工，学会开车床、刨床、铣床、磨床、镗床等，干了十五六年的车床，今天耿家华虽然是重机厂的中层领导，只要需要，他还会拍马而上。

耿鼎说哥几个学车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效并非虚言，对耿氏三兄弟来说，耿鼎亦父亦师，耿家盛平生第一次车高硬度材料，“我爸亲自来到车床前指导我。”

而前述的耿大鹏的“简易车床”绝活也是其来有自，它是耿大鹏对父亲几十年所积累经验的灵活传承。

耿鼎、祖振英合力营造一种厚重本分，重技术技能的家风，家风所及，耿氏三兄弟各有所长。

“有一次，分公司做橡胶干搅机，结果主轴加工尺寸大了20丝，整个部件组装完成，到总装时发现主轴大了装不上去，若返工，要重新拆装所有零部件，人工成本要增加两倍，”范子文说，“耿家华来现场观察一阵，说，‘不用拆，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用锉刀锉了一整天，硬是把轴锉掉了20丝达标。”

“但小石头承揽这个活还真是刀尖上舔饭吃，风险极大，我想他要是对自己的技术没把握不敢张口，一刀下去没锉好，就是废品，几十万就没了。”范子文说。

耿鼎的技术工人特色，不仅表现于工作中，家庭生活中也会呈现着他的“技术范儿”。

在诸多这类记忆中，耿鼎留给3兄弟最深的印象是春夏秋三季，不少周末，耿鼎带他们翻山越岭，沿着重机厂北边的长虫山山脊，用4个多小时，跋涉20多公里到落水洞水库钓鱼的野趣。

“我们是周六父亲下班后就出发，走路爬长虫山，要走4个多小时，父亲为了防止迷路，他带我们沿着山上这条几十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走。”

8月30日下午，耿家十几口人以祖振英老人为核心，再度来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厂口街道办事处的落水洞水库，追忆耿鼎带几个儿子来钓鱼的情景。

耿家盛指着水库南边高大的山梁上顺着山势蜿蜒延伸的高压输电线讲述他们40年前后随耿鼎利用周末来钓鱼的旧事。

“父亲带我们来钓鱼时，这水库的鱼很大很多，每次来基本上都能钓到一背篓背回家，大概有二三十公斤。”耿家盛说，“但其他人钓不着这么多。”

耿家盛说，耿鼎所以能钓到这么多鱼，表面上看，关键原因在于他发明的钓具与众不同，而实质是，即使钓鱼他也很用心，也赋予了渔具以相当髙的技术含量，体现一个技术工人应有的品位，“不像一般人，就只会用一根竹竿，一根尼龙鱼线，一个坠子，一个鱼钩。”

“我爸的渔具与众不同，他不用鱼竿，而是把鱼线缠绕在一个汽水瓶上，捏着瓶口细长的脖子使劲甩动，瓶底指向远方，这时，在重达几十克的锡坠子带动下，鱼线迅速旋转抛出，鱼钩和坠锡可以扔出去七八十米，甚至100米远，然后他把鱼线架在水边插好的树枝上，鱼线上绑缚一个万金油小铁盒子改制的铃铛，人就离开了，到附近树林中休息或捡拾野生菌，一旦听到铃铛响，再迅速跑回来收鱼线，这时鱼已经上钩，基本都有收获。”

看似寻常的钓鱼，除了渔具是耿鼎从技术工人角度独具匠心的创新，体现一个技术工人兼渔者的特质外，还有他对水性、鱼性等客观情况的认知和把握，极符合耿鼎作为技术工人的思维、行为的内在逻辑。

“用汽水瓶绕线，随着手臂的用力，可以把鱼钩扔得很远，而那些深水区鱼也比较多。”性格与父亲极为类似的耿家盛告诉本文作者，他从这些细节里学到了父亲用心方正、思虑缜密、做事重技术含量的许多优点。

令人追忆惋惜的“乖老头”

时序进入2014年3月中旬，年届80岁的耿鼎躺倒在病床上，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2013年春节刚过，父亲说他眼睛胀，到3月份，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左眼底有一个半粒黄豆大的肿瘤，”耿大鹏说，“按照医生的意见全身检查，情况更严重，在他脑部、胸部发现了5个大小不一的肿瘤，医生建议，到他左眼失明就摘除左眼球，保右眼，令他感觉舒服一点，其他的，没有任何办法。”

作为长子，面对年逾八十的老母，面对3个不明就里的弟妹，耿大鹏选择“撒谎”，他不想让一家人，包括耿鼎本人知道实情而难过，他想让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平静画完生命的句点。

“到6月，给他手术摘了左眼球，这时我两个弟弟和妹妹知道他的病情了，但还瞒着母亲，直到2014年春节前夕，才让她知道。”

“到后来，他已经病昏了。”耿家华说，“有一天我去看他，老人躺在病床上，叫我的小名说‘石头，手太痒了，找点东西来给我修修。’我心里很酸楚，病房也没东西可修，就递了一个纸烟盒给他‘修’，‘爸，您就帮我修修这个烟盒。’他接过烟盒就左看右看，仔细打量后就开始动手‘修’。过了几天后，他把烟盒递给我，‘石头，修好了。’要我再找点可修的工件给他修，我递给他一个魔方棒让他修……”

讲述这个故事，耿家华心里的酸楚通过晶莹的泪光流淌出来。

“其实，左眼球摘除后，没过多久，病情就恶化了，父亲基本是昏迷的，清醒时候不多，所以他走得不算痛苦。”耿家盛回忆道。

2014年3月18日15点10分，这位一辈子投身车工技术的老人驾鹤西去。

耿鼎在昆重，绝对属于“名人”范畴，但老人去世，在重机厂几乎处于“秘密”状态，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老人生前立下规矩，丧事必须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许大操大办。”

甚至，老人嘱咐，他的离世不许“讣告”他人，以至于耿大鹏的徒弟侯金富闻讯后，电话师傅，要求来帮忙，也被耿大鹏婉拒了，“不用来了，我们不搞任何仪式，把老人送到火葬场就完事了。”

代大毕现在是昆重离退休管理委员会主任，1985年他第一天到昆重冶金分厂报到当镗工时，“是耿鼎从劳资科把我领到车间的。”

在代大毕心中，耿鼎是一个“乖老头”，“离休老干部我见过不少，但像他这么好的离休干部，之前没遇到过。1994年他就离休了，到他去世，整整20年从未找过我们一次‘麻烦’，反而是我们逢年过节去看望他，主动问他有什么事要我们办理，他总是说没有，直到去世，他都不许家属子女‘打扰’组织，这么好的老人，真没见过。”

耿鼎去世，代大毕很感动，自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昆重《离退休工作简报》第36期，标题是《他是我们精神的丰碑》，文中历数了耿鼎诸多的嘉言懿行，为老人的高风亮节感佩不已。

“不是领导叫写的，是我自己被感动了写的。”

3月20日上午9点，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葬场，在家人和几十位老同事送别的目光里，在和煦的春风中，耿鼎走了，走得云淡风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