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公车花掉6成三公经费 车改关乎公信力

　　莫把公车异化成权力象征

　　要分清是公共服务必需品还是权力地位附加品

　　有些公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比如公安部门的执法车、医疗急救车、消防车、救灾车等，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必需品，应予以保证。据统计，目前海关系统的“三公”经费九成用在公车上，这些车辆绝大部分是执勤执法用车。

　　“一个基层的派出所，即使够不上行政级别，也必须有车，否则就影响办案效率，总不能让民警骑自行车追犯罪分子吧。但那些不承担紧急任务的部门，配备公车就要审慎合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我国现行的党政机关配车规定，把公车完全作为一种待遇配备给相关单位和领导干部，造成实践中大家相互攀比，以公车显示身份，不管是否需要都坐公车出行。

　　事实上，公车的配备和使用在我国曾经被严格限制。1984年以前，国家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正部和65岁以上常务副部级)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局级以上从事公务可乘坐轿车，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政府财力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公车消费开始由较高职务向较低职务扩展。

　　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的公车配备规定，但基本思路都是按照单位和领导的级别配车。

　　“我们赋予公车太多东西，无形中增加了严控公车的难度。”叶青认为，不少民企老板放着正规车牌不用，一定要花大价钱、冒着风险用军牌，这种不正常现象，折射出了公车代表的特权意识。

　　公车改革关乎政府公信力

　　像严查酒驾那样严控公车，就一定能把公车管好

　　叶青介绍，从1993年广东东莞沙田镇试点公车改革至今，20年来各地开展公车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实践探索各具特色。“总结、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推动公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区’，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目前各地较为成功的车改试点大致为三类模式：

　　以广东珠三角为代表的公车货币化模式，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以昆明为代表的公车集中管理模式，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

　　以杭州、温州等为代表的集中管理+货币化模式，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

　　“杭州车改，可以节约1/3的费用。”叶青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杭州的车改模式比较有优势，更能够发挥减少公车数量和防止公车私用的作用。

　　在严控公车私用方面，广州等许多城市的公车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系统可以及时报警提示。新疆沙雅县则为每辆公车贴上“公务用车，敬请监督”的“公牌”，附有监督电话和车辆编号。

　　“酒驾车辆没有任何标志，但最终还是被控制住了。如果我们能像严查酒驾那样严控公车私用，就一定能把公车管好。”在刘尚希看来，现在公车改革不是缺少办法，而是缺少决心。“严控公车不仅是节省政府经费那么简单，如果公车总是成为特权的代表，成为官员占公家便宜的途径，那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将面临极大挑战。”刘尚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