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生活：相识一个月结婚

　　乡村出现闪恋闪婚

　　“去年年初七相亲时第一次见面、年初九定亲，今年春节结婚。结婚前真正见面、交往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2月22日，远在浙江省乐清市打工的我省农民工魏瑶瑶，向记者讲述自己的婚恋经历。

　　今年24岁的魏瑶瑶，老家在蚌埠市淮上区梅桥乡胡口村。他十几岁时就跟随父母在外打工，现在是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的操作工，月收入4000多元，享有“五险”。“待遇不错，就是工作忙，社交圈子窄，很少有与异性交往的时间和机会。 ”魏瑶瑶说。眼见儿子的婚事遥遥无期，魏瑶瑶的父母急了起来。去年春节前，他们回老家托人给孩子安排相亲，从相亲到摆定亲宴，连头带尾只花了3天功夫。定亲后，魏瑶瑶回浙江继续打工，女友小韦留在老家待嫁，“我总共回老家看过她4次，短的两三天，最长的一次呆了9天，平日里只能用手机传情。 ”

　　魏瑶瑶的婚恋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很有代表性。他的两个表兄弟和不少工友，都是在父母的操办下闪恋闪婚，解决了终身大事。

　　不仅“父母之命”在乡村大地卷土重来，消失已久的媒婆也“再现江湖”。有的媒婆掌握着附近几个村庄的待婚青年信息，一天里给同一个人安排两三场相亲也不在话下。

　　“女儿在外打工，一年也回来不了几次，就春节在家的时间长一点，不抓紧不行。 ”为了提高女儿相亲的“命中率”，梅桥乡农民老魏和很多家长一样，亲自上阵打听相亲对象的人品、相貌、家庭条件等情况。春节前，他和要相亲的几家老人都见过面，“我们相看得差不多了，基本上知根知底，只等孩子回来后自己再看一眼。”后来，老魏的女儿果然从他挑选的几户“好人家”中相中了一个男青年，并很快定下亲事。

　　和女友认识不到10天就定亲，还没怎么相处，就又出门打工了。在温州一家鞋厂打工的怀远县常坟镇青年小勇，把未婚妻的照片放在手机屏幕上，拿起手机就能看见她，“天天看着，就不会忘了她长什么模样”。

　　城市无处安放婚床

　　“城市再好也不是家，连张婚床也没地方摆。”有着20多年打工经历的怀远县常坟镇农民赵亮(化名)告诉记者。

　　赵亮跟着老板在苏浙一带的建筑工地开推土机。早在2000年，他每月工资就有2000元左右。这一年，他的弟弟从安徽大学毕业，在省城一所高校当老师，月工资只有800元。到了2008年，赵亮的月工资涨到3000多元，而他的弟弟已经在合肥结了婚、买了房子，弟弟夫妻俩每月的公积金加在一起就有3000多元。

　　“弟弟的工作旱涝保收，我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雨雪天气、工地没活、春节放假的时候，都没有收入，更没有什么福利。”赵亮说。结婚十几年，赵亮的妻子只到工地上看过他一回，和4个单身汉同住一间狭小简陋的工棚，洗澡、睡觉都不方便。到了晚上拉起蚊帐和布帘，一张板床才架起夫妻俩仅有的私密空间。那时候，赵亮常对妻子说的一句话是“等攒够钱把孩子供上大学，就回家陪她好好过日子。”可没等到孩子初中毕业，他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今天，何处安放婚床的问题同样困扰着“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老家在金寨县农村的蔡子海是一名建筑工，结婚前一直在广东打工，“城市也有农民工公寓，租金不贵。但我要在不同的建筑工地做活，交通不便，生活上也担负不起，结婚后还是把妻子留在了老家。 ”蔡子海本人也回到安徽，在省城合肥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放暑假时，妻子会带着孩子到工地上与他团聚。“暑假家属来的时候，一个工棚挤两三户人家、10来口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工地上的条件就是这样。 ”蔡子海说。

　　“我们公司有夫妻房，但是数量太少，怎样也轮不到我。 ”舍不得新婚的妻子独自留守，魏瑶瑶在打工的地方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当地农民自建房，把婚床从老家“搬”了过来。这样的农民自建房普遍建筑质量不高、居住环境不佳、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却成为许多农民工的“最爱”，只因为它能够摆得下一张婚床，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暂时的爱情港湾。

　　幸福需要合力创造

　　“乡村载不下我的梦想，城市放不下我的婚床。 ”正处于恋爱结婚“黄金季节”的新生代农民工，情感需求强烈，长期没有恋爱对象或夫妻两地分居，正常的情感需求难以满足，在追求家庭幸福的道路上，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

　　由于长期分居两地、夫妻感情淡化，新生代农民工离异现象逐年增加。有的虽然没有离异，但是在打工过程中又结识了新的异性，并与之组成“临时夫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不稳定，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顾辉博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婚姻方面的合理诉求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回应。 “现在很多城市的社区、媒体以及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积极为城市剩男剩女架‘鹊桥’，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异性认识、交往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顾辉表示，政府和社会也应当共同努力，推动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和企业，加大农民工夫妻房的供给力度；推动更多城市把安居房、廉租房等好政策，向农民工等外来人口普及，使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均等化、无差别的待遇。

　　“幸福生活需要合力创造。 ”刚刚结束的全省两会上，王学军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行居住证制度，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衔接办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蔡子海眼中，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城市再好，没有我的窝，没有老婆孩子，也不是家。”他期待自己可以早一点与妻儿团聚，在城市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快乐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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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

　　他们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较高的文化和更新的理念；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而对父辈曾经珍视的土地和农村，感情日渐淡漠。他们有个社会称呼，叫“新生代农民工”。

　　全国妇联宣传部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曾做过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城市社会适应度和婚恋生活作了全方位追踪。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求发展、多挣钱、学技术，职业发展规划中，首选的是创业。被调查者中，有六成在两个及以上城市务过工，八成换过工作，人均换工作3.35次。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比较低”、“没有发展机会”和工作“会影响健康”。

　　在婚恋情感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找对象难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恋交往没底气；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交机会；个性原因、不善于与异性交往；忙于打工挣钱顾不上谈对象和文化程度低。他们在城市的婚姻家庭生活主要面临五大困难：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无力赡养老人。

　　从农民到流动人口、新市民，再到市民，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身份几经变换。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社会身份是“流动人口”的占55.3%；认为自己是“新市民”的占21.3%；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3.0%；还有1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市民”。

　　57%的被调查者希望定居在城市，而只有4.1%的被调查者计划“回乡当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已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贾学蕊)

　　标签：新生代农民工 闪婚一族 临时夫妻

　　编辑：曹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