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终结”，“以权择校”隐秘行？

“小门上锁” 李法明 画

　　在北京，几乎每个重视孩子教育的家庭，在孩子中小学入学、尤其是小升初问题上，都会不可救药地陷入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拼孩子、拼财力、拼关系等。其中，有一种“集体占坑”叫共建，这种渠道不受行政区域、学籍、户籍的影响，够共建条件的孩子可以曲径通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过，这种备受人们诟病的择校方式今年可能走到了尽头。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在义务教育领域方面不断有“新动作”： 16区县被划分四类区域，着力打造教育新地图；招生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积极推进就近免试入学等。其中，以往体现特权入学的共建生指标被取消，这是新政内容之一，也备受人们关注。

　　共建这一入学方式能否真正取消，取消“共建”、学籍监控、计划管理等入学新政“组合拳”距离终结“以权择校”还有多远？连日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以及家长，人们对此表现出谨慎乐观，认为新政能否真正落地仍需观察。

　　隐秘的共建

　　“我们还真是幸运，赶上了末班车。”当在网站看到北京取消共建这一新闻时，在一家部委下属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实（化名）第一反应是幸亏自己一家赶上了“好时候”。李实的孩子去年幼升小，通过共建关系被招录到海淀实验小学。尽管孩子要经过一场入学考试，有将近一半淘汰率的风险，为此李实还提前给孩子报了幼升小衔接班，不过最终孩子顺利地入学。李实的住址距离这所学校一路之隔，但是对口学校是一所普通小学，相比有的邻居为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各种挖空心思、托关系花钱找门路的折腾劲，还有的邻居把孩子送到对口普通小学后夫妻出门那一脸的郁闷相，李实深感庆幸自己找了个好单位。

　　李实一家是共建政策的受益者以及拥护者，但是，更多的人对这一政策强烈反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权择校”，是一种“集体占坑”入学方式。长期以来，共建是北京中小学入学的合法渠道，它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与名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部分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有时利用公共资源给名校额外支持，有的是职工自付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从2003年起，共建入学与推优生、文体科技特长生和派位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入学方式。

　　共建单位与优质校之间是合作双赢的关系，优质校给了共建单位入学名额，共建单位回馈给学校的，是资金、政策支持等更大的利益。

　　4月18日，工人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他认为，共建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公共权力和资金来共建，这与一般的择校行为有很大区别。

　　共建生的规模有多大？尽管近几年来媒体关于这个话题有不少报道，一些研究机构也有相关研究报告，但实际的状况是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共建”可谓披着神秘的面纱，隐秘性很强，信息也完全不透明。尽管在一些市区的入学规定中明确有“共建生”政策，但是招生比例、一所学校有哪些共建单位等从未对外公布过。

　　2012年，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一份《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披露：以北京某中学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该校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4月23日，青华园教育集团副总裁、教育观察家闻风接受了工人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对这一问题有过实际调研， 近几年，从择校热门区，如海淀、东城、西城的情况看，通过共建这个渠道入学的学生比例，几乎占到优质校招生比例的10%。

　　当记者向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询问北京共建生的规模时，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每年共建生占优质校招生名额的比例、共招录多少共建生等，教委没有做相关数据统计。

　　能否经得住挤压和撕扯

　　取消共建生，在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的大背景下，是大势所趋。正如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所言，“共建生的时代意义已经完成，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近年来，社会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共建这一入学方式，北京市教委为取消共建也在做种种努力，然而阻力重重。教育部门顾虑，取消共建会破坏共建单位与教育系统“友好合作关系”，这固然是共建难以取消的一方面原因；不过，取消共建的最大阻力还是主要来自权力部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储朝晖坦言，他对北京能否真正取消共建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指出，这次北京市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取消“共建生”，仅仅是由新闻发言人口头宣布这一政策，那么，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

　　他认为，这种形式的取消共建在削弱以公共权力择校方面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取消”不等于“消失”。目前叫好还为时尚早，只能说这个措施确实能在一定范围内抑制共建择校的扩展。不过，能压缩多少，还有多少仍然利用这一方式入学，到什么时间这些问题才能完全解决，都还是未知数。他担心明面上的共建取消了，共建入学会转入地下，更加隐秘。

　　储朝晖指出，要真正取消共建，最大的阻力在于特权群体。这个群体具有特权意识，只要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特权帮助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他们总能找到多种办法让政策的实施打折扣。

　　闻风也认为，取消明面上的共建易，取缔潜规则的共建难。他担心，共建名额难以真正释放出来，反而变成暗箱操作。

　　切实落实须接受社会监督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北京市教育部门取消共建生，体现了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的坚定态度，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还需要接受社会监督。

　　储朝晖认为，缓解乃至终结以权择校路子的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社会多方监督机制，并设置科学的监督程序，让与入学相关的各项决策及其过程，如学区、划片是否合理，是否有意向某些权力部门或个人倾斜等，处于公开透明的监督之下，才能保证这项政策落实到位，并具有可持续性。

　　北京今年的入学新政，要作整体来看，不能完全聚焦于共建生取消，如这次还提出了启用网上服务器进行学籍监控、计划管理等，新政策约束了校长的权力，将招生权交到区县教委手中。

　　北京教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教委以及区县教委会对义务教育入学进行严格监督，但是因为涉及未成年人隐私，具体招生信息不会向社会公开。

　　储朝晖则表示，健全有效的监督不能仅靠行政部门，上级监督下级仅仅是一方面，在现有体制下，更需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比如组成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督，人大、政协、家长委员会、社区监督小组。在监督机制一时难以全面建立的情况下，首先要建立对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入学的监督，建立对优质资源学校入学监督，建立对热点人群子女入学的监督。

　　对于能否真正取消共建，闻风对记者提出他的几点意见：一是建议北京市教委出台正式文件，说明从何时起，跟哪些单位取消共建关系，这样既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又显得正式、正规、有力度；二是因为共建跟条子生、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人们意见极大，教委应当积极表态，欢迎社会监督，并且开通监督热点电话、信箱等；此外，取消共建后，优质校能释放出多少招生名额，这些名额如何分配、让哪些片区受益等，都应该公开化，向社会公布。

　　在4月18日的新闻通气会上，李奕表示，取消共建将释放多少名额，目前还没有统计，等今年招生结束以后，可以公布出来。

　　取消共建是否是“一刀切”？李奕向记者表示，有些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因为其工作性质，子女需要“特殊照顾”。闻风则表示，对于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无限拉皮筋、扩大，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

　　“因为北京市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取消‘共建生’，我担心这一政策带有尾巴和不彻底性。”闻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