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拒绝“协商”的商会

去年，《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稿）》（以下简称《草案》）在征求各方意见时，备受社会关注，围绕《草案》中集体协商方式、集体合同内容、行业工资标准、协商代表职责等具体内容，社会各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特别是《草案》第59条“鞭打”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对待职工提出协商要求时的不合作态度，可以看作是增强职工协商谈判能力，争取用协商方式维护职工权益的一种地方性立法微创新。

然而在上个月，香港几个商会联合登报表示对《草案》强烈反对，并使用了“极度恐慌”的骇人词汇。本来对事关投资商利益的事情，商会积极发声，做出赞同或者不赞同的表态，无可厚非，然而有商会在发声中，甚至表达了“职工一方可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与福利等各类事项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香港工商业界普遍认为这变相剥夺了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自主决策权”的言论（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网站），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本来全世界任何一家企业招工用人，开出的薪资、福利、职业发展条件等内容，都是市场博弈的结果，是现场讨价还价的正常经济行为，在香港某些商会看来，却是不正常的了，甚至还扣了顶侵害自主决策权的帽子。对于建立集体谈判与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工人权利和利益，同时还能够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好处，某些投资者偏偏选择性失明。这或许也是部分企业在经济波动中受到影响，职工不愿意与老板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原因之一。

商人做生意，无论是小店铺还是大工厂，无论是生产流通领域某一环节的小企业还是通吃产业链的跨国企业，都离不开一个“商”字，所谓在商言商。据《说文》，商是个会意字，从阩，章省声，本义是计算、估量，引申为商量、商讨。至于士农工商的社会从业者分类，则多推断缘于商朝的商业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兼商民善于经商，商亡后以商业为主业，周初社会上便将经商的人通称为“商人”。

“商量”的“商”和商人的“商”在漫长的汉字演化长河中使用同一个字，究竟是同义而二出还是异义而一入，已不可考，但是商人论道，基本功就是商量、商议、商谈、商讨。在商业活动各个环节，生产、储运、流通、销售，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就是双方、多方的谈判、博弈，甚至可以把商谈沟通看作一种信息交流的基本形式。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繁荣是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代李汝珍在《镜花缘》第十一回中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形象比喻。商人和政府要谈招商引资政策、谈投资环境建设；商人和合作者要谈利益分配格局、谈行业发展前景；投资商、实业商、贸易商则是无一时不在谈，无一时不在寻找商机、洽谈商机。可偏偏到了给职工发薪水这里，商人不敢谈、不愿谈了，还要装作一副受欺负的样子，岂不怪哉！

香港商会在公开信中说“职工永远是占大多数，他们以压倒性的人数比例，如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及无休止的谈判，往往使雇主招架不住，有理说不清。”这个观点完全经不起推敲，似乎协商就是职工一拥而上，而老板则孤家寡人难以招架一般。这实在是对《草案》的选择性误读。如果商人没有商量的基本功，总是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那做生意岂不就成了硬吃硬拿、强买强卖的劫道活了？

真理既不在少数人一边，也不总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是不怕谈、不怕辩的，总是越辩越明。协商的越多，道理越明白，离真理也就越近。商会理应是鼓励大家商量事情的地方，而不该是拒绝协商，甚至成为说一不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组织，“拒绝协商”也不是商会成立的本意。

要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也维护好工商业者的投资权益，首先就是要让双方坐下来，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