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颁布的那些事儿：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

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这是《劳动法》颁布20年来得到的最为一致的社会评价。

“《劳动法》颁布了，这是我们亿万职工的大喜事”、“当我知道《劳动法》颁布的消息后，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它是劳动者维权的主心骨”……翻阅当年的新闻，依然可以真切感受到洋溢在劳动者心中的喜悦，和他们对这部法律寄予的深切期望。

其实，《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1990年一经启动，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意识便已深深植入参与立法工作的人们心中。其原因不外两方面：

在现实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港台企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由于当时适用于这些企业的劳动立法几乎空白，企业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拒不提供必要劳动保护，甚至侮辱、体罚职工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事实上，《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启动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社会上要求制定劳动法的强烈呼声。

而在立法实践层面，基于劳动关系“强资本、弱劳工”的客观存在，强调向劳动者倾斜的利益重整原则，在国际上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立法的共识和选择。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劳动法》首先是劳动者保护法的认识深入人心。对此，《劳动法》起草小组负责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张左己在其文章中谈及《劳动法》颁布的意义时，曾有过一段充满感情的描述——

“在那时，劳动者说：‘野生动物有保护法，高级动物的人怎么没有保护法？’这实在让我们这些以保护劳动权益为己任的劳动工作者汗颜。

投资者说：‘你说我违犯中国的劳动法律，你们的《劳动法》在哪里？恐怕还没出娘胎呢！’这又常常让我们的劳动监察人员语塞。

西方人权主义者以我们没有《劳动法》为口实，指责我国有所谓人权问题。这又使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也感到尴尬。

凡此种种，不制定和颁布《劳动法》，何以面对亿万职工？何以制止一些投资者屡屡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何以回答西方对我人权的指责？”

正因如此，尽管《劳动法》在起草过程中遇到许多难点问题，存在颇多分歧，但在立法宗旨上却没有太大疑义。据参与了当年起草工作的全总书记处书记郭军回忆，1993年6月，起草小组成员进入全封闭式的起草工作，在劳动法草案第一稿中就达成共识，明确了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向劳动者倾斜，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个是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而整个立法起草工作，都始终遵循了突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1994年7月5日，当《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颁布后，人们在其总则第一条中看到是这样一段话：“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它开宗明义地宣示：《劳动法》贯穿始终的主线和最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

当然，立法宗旨只是《劳动法》突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态度”，《劳动法》要真正成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还在于其诸多法律条款中对劳动者各项权益的明文规定。

比如，《劳动法》在总则第三条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八项权利，即“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从而使《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利更加具体化。

再如，《劳动法》在明确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的同时，又作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并对用人单位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予以禁止，对非本人过错而辞退职工作了一定限制，以及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任意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等；《劳动法》还明确了“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这些规定都充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面前往往处于势单力薄、易受损害的弱者地位的实际情况，从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证。

20年后的今天，总体而言，劳动者权益实现状况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必须看到，要将法上权益真正落到实处，仍然任重而道远。尤需警惕的是，曾经一度，试图否定劳动法律向劳动者倾斜的利益重整原则的论调甚嚣尘上，这也凸显了我们在《劳动法》颁布20周年之际，重温其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立法宗旨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