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造中國工匠，該向德國職教學點什麼？

“德國制造”享譽全球，由德國率先提出的工業4.0戰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搶得先機。作為世界制造的最大供應者，中國也緊隨其后提出中國制造2025戰略，追趕世界工業先進步伐。向德國學習、對德合作在全國范圍內熱潮涌動。

拋開見效快的制造項目、企業合作，在職業教育、職工教育中，我們又可以從德國學到什麼，以推動中國制造的升級？從本期開始，我們將推出系列報道《中國制造2025，職教何為》，敬請關注。

兩年前，接受廣東省揭陽市中徳雙元制應用科技大學的籌建委托后，姜增彬赴德13次，近距離考察了德國的教育體系，尤其是對奠定德國工業制造世界地位的職業教育體系，有了細致入微的觀察與體會。

在規劃中，中德雙元制應用科技大學定位於培養理論與實踐能夠緊密結合的工程師級別人才，建成后將是我國首家本科層次的應用科技大學。

所謂雙元制，一元指企業，一元指學校，意在通過企業和學校聯合培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科技應用型人才。隨著中國制造從大國向強國升級的步伐，全國掀起一股中德合作的熱潮。江蘇、廣東、四川、遼寧等地已經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四大對德合作基地。這些地方不僅引進德國企業、德國項目，還引進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

然而，向培育了德國制造的德國職業教育學習，究竟學什麼？如何學？姜增彬在深入了解德國教育制度之后，對本報記者意味深長地說：“做實職業教育，我們還有很長的路。”

高等教育，並非“獨木橋”

2013年4月，姜增彬跟隨揭陽市考察團第一次來到德國。由於事先沒有與任何一家教育機構或大學預約，短短幾天的行程中，姜增彬始終沒有找到認識德國教育體系的那扇門。就在訪問日程接近尾聲即將離開德國時，他決定留下來尋找接觸的機會。

他誤打誤撞地走進了西門子職業學校，一位熱情的老先生為他詳細講解了從幼兒園到職業學校再到大學的整個德國教育體系。當時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生很早就被分流，但任何一種選擇都可以隨時轉換軌道”。

與中國9年基礎教育之后第一次分流——讀高中還是上職業學校不同，德國小學一般隻有4年，中學階段已經開始分類——文理中學、實科中學、普通中學。其中，文理中學最終的目標是進入綜合大學學習，未來多從事管理崗位工作﹔實科中學和普通中學的畢業生不能升入綜合大學，畢業生通過勞動局的職業介紹中心選擇一家企業，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同企業簽訂培訓合同，得到培訓位置，然后再到相關的職業學校登記取得理論學習資格，這就是“雙軌制職業教育”模式下的學生。

盡管學生很早就面臨人生選擇，但這並不是一次選擇就決定了終身。學生可以從普通學校轉入職業學校，成為“雙軌制職業教育”的學生，也可以在經過一定時間的文化課補習后進入高等院校學習。

“這樣的轉換，沒有任何障礙，隻與個人的努力有關，隻要達到相應的成績要求即可。”姜增彬告訴記者，這樣的“變軌”，不僅僅存在於學制式教育階段，在德國，即便是正式工作后，隻要想繼續接受教育，無論年齡大小，都可以申請獲得政府出資補貼的成人教育機會。姜增彬在后來的多次對徳合作訪問中，知道了不少在政府、協會等機構工作的公務員，曾經都是企業技術工人。

寬進嚴出，職教不輕鬆

近幾年，每年臨近中考，國內職業學校生源搶奪大戰就會進入白熱化階段，一些職業學校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源危機。

與我國職業教育生源不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的教育體系保証至少有6成以上學生最終進入職業教育學習，隻有很少的一部分人進入綜合研究型大學。在姜增彬看來，這無疑為德國制造儲備了大量的實用型人才。

“都是職業教育，中德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姜增彬坦言，德國職業教育經過多年的經驗累積，各門專業已經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課程安排、教材內容，學校和教師都無權改變。教學計劃科學地協調了素質和技能、專業課與公共課、理論與實踐、學校與企業的關系。企業的培訓計劃也得經過行業協會審查並接受行業協會監督。他在調研中發現，其目的是更傾向於讓學生學會學習，而非某個單一的技術專業。

雙元制，被認為是德國職業教育成功的核心制度。事實上，職校學生進入企業實習，在我國的職校教育中也必不可少。但記者採訪一家著名的民辦汽修職業學校時，其負責人直言，很難找到企業對接實習，學校的日常教學多通過自行採購汽車相關設備，這也是學校對外招生中的重要宣傳點。

對於國內職業學校學生實習難的問題，姜增彬對比德國的調研告訴記者，在他訪問的不少德國企業，大家對接納學生入企實踐學習都抱有積極的態度。

“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學生進入職業教育時，就已經選定了實踐企業，否則無法開始學習﹔另一方面，企業也需要能夠適應企業的勞動者，擇優錄取實習生，何樂而不為？”姜增彬詳細算過一筆賬，在一些大企業，盡管實習生有800歐元到1000歐元不等的實習工資，但三到四年學習期滿時，相較於成熟勞動者，企業基本已經可以收回接納實習的支出成本。

盡管如此，學生在工廠裡並不是完全遵循車間的生產，淪為一個普通的勞力。為避免生產的邏輯與過程對培訓的干擾，保証學生獲得全面的、基本的職業技能，德國企業廣泛設置了“訓練車間”。條件不足的企業，也會在車間開辟一個角落用於培訓，稱為“培訓角”。

“主要還是企業的觀念吧，誰都想要成熟的技術工人，但誰都不願意付出，隻想用現成的，肯定就會技工荒啊。”姜增彬強調。

嚴謹匠心，法律來保障

都說德國人嚴謹，姜增彬第一次被這種嚴謹震撼到，是在一次參觀一家職業學校時。

“人走進去，干干淨淨的，沒有雜亂的感覺。所有的工具，都在一面牆的櫃子裡，分得特別細。”姜增彬說，盡管國內的職校也會收納工具，但規矩程度絕對有區別。

這種對事物的嚴謹，也同樣體現在了德國職業教育的制度以及法律保障中。用姜增彬的話說，很少有責權不分、相互扯皮的情況。

以法律為例，《職業教育法》《企業基本法》《青年勞動保護法》《培訓員資格條例》等，都對每一個企業能開設什麼培訓項目，每一個項目能安排多少學院給予詳細規定。至於企業培訓的費用問題，按照德國聯邦政府職業教育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企業內的職業教育經費完全由企業自己負擔。

德國對員工培訓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德國《繼續教育法》規定，所有職員都有權進行每年5天的帶薪繼續職業培訓，這就保証了每位職工都可以在就業后不斷得到提升和發展。

在德國職教體系中，姜增彬注意到，行會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德國的行會在企業方面有為企業提供咨詢、經營、納稅、法律等方面服務的職能，同時還承擔了政府賦予的在職業教育方面的管理職能。行會負責職業教育的統籌規劃、管理、教學大綱內容的制定、師資培訓、考試、鑒定和頒發相關証書等工作。

反觀我國，《職業教育法》自1996年9月1日施行以來，在修法呼聲中，今年2月，教育部對外表示，該法修訂草案起草完成，至今仍未見下文。

而在職工教育方面，借鑒德國的立法思路，全國人大代表許振超、王欽峰等多次提出制定《職業技能開發法》的建議，今年兩會中，更集合了125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簽署關於制定該項法律的議案，正式向人大會議提交。

“我們建議，國家從法律層面確定勞動者職業培訓制度，構建全體勞動者終身培訓體系，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職業技能培訓中的政府職責、企業義務和個體權利。”許振超代表告訴記者，希望通過法律剛性維護勞動者終身培訓的權益。

與此同時，在深入研究德國行會在職業教育中發揮的作用之后，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位干部表示，工會在職業教育中，應該被賦予更大的實責，“因為，工會在企業中，最了解企業和職工”。（李瑾）

延伸閱讀

德國近代的教育制度始於1806年敗給拿破侖后普魯士邦的勵精圖治。時任普魯士教育廳長的洪堡與朝野上下的共識者一同開創了服務全體公民的義務教育。封建的等級傳統，德國人的務實精神，導致了封建教育制度結束后，雙軌制誕生了。雙軌之一是與大學銜接的文科中學，之二是訓練平民子弟的國民學校和職業學校。1920年頒布的法律規定：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四年以后開始分軌。

覆蓋全民與分軌制的兩大特征導致德國教育在兩個層面上收獲了巨大的效果。在第一層面上，其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導致德國成為文盲率最低的國家，培訓出的優秀工人托舉起它的制造業。職業教育被稱為是德國經濟發展的“秘密武器”。在另一個層面，德國的大學和學術研究自20世紀初至“二戰”前，也幾乎是世界第一。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幾乎是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打造的，可見德國大學的歷史高度。

“二戰”結束后，美英法在德國的佔領者分別依據自己的價值觀看待德國的教育。貫徹民主教育體制的美國和法國要求德國改變分軌制，至少是推遲分軌的時間。同樣推行分軌制的英國則支持德國繼續魏瑪共和國時的三軌制。德國人對自己的教育體制充滿信心和迷戀，幾經爭執，巴伐利亞州的報告大致通過，其他多個州跟進。三軌制穿越了戰勝國的壓力走進當代。

——《吾國教育病理》 鄭也夫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