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強集體勞動關系調整的思考

從目前社會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和勞動關系的現實狀況來看，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完善的方向，應該重點關注集體勞動關系的規制，特別是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的完善。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建設與完善，對於保持勞動關系的和諧與平衡，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結構調整，增速換擋，政策轉型階段。新一輪的經濟結構調整，去產能，去庫存，對勞動者的就業崗位以及勞動關系狀況，都將產生直接的影響。從目前社會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和勞動關系的現實狀況來看，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完善的方向，應該重點關注集體勞動關系的規制，特別是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的完善。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建設與完善，對於保持勞動關系的和諧與平衡，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眾所周知，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首先取決於勞動關系雙方力量的相對平衡。對於現實當中實際處於被動、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一方，一般是通過勞動基准法，為勞動者提供最低標准的底線性保護，救濟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另外就是通過集體勞動關系的規范，保障勞動者通過集體的力量，維護和增進自身權益。

從1995年《勞動法》出台開始，我國就啟動了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但坦率地說，這項制度的實際運行還不十分理想，勞動關系雙方協商談判的習慣尚未形成，盡管集體合同簽訂的數量不斷上升，但是，它在勞動關系領域實際作用的發揮還不盡如人意。在目前環境下，我們特別有必要認真地加強和完善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建設，讓這項制度發揮應有的作用。

實際上，集體協商談判並不僅僅是勞動關系雙方的討價還價過程，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在勞動關系領域中的獨特功能，我們關注和挖掘的還遠遠不夠。集體談判制度之所以被人們所接受，成為普遍實施的勞動法律制度，原因就在於其獨特而有效的功能。

首先，在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中，勞動者一方可以通過組織的力量，直面企業管理一方，協商談判勞動條件、勞動標准問題，借助勞動者組織集體的力量，彌補個別勞動者實力的不足。這對於勞動關系雙方力量的平衡至關重要。勞動者借助工會的力量，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環境下，盡可能捍衛已有成果。

第二，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一個決策平台，勞動關系雙方平等協商談判，努力達成共識。在這項制度下，勞動條件、勞動標准不再是企業方單方面決策，而是勞動關系雙方協商談判、博弈的結果﹔而真正有效的協商談判，是以信息的公開透明為前提的。職工一方知曉和掌握企業生產經營中的相關信息，對於防止企業獨斷專行、暗箱操作、侵害職工合法權益，可以起到監督制約的作用。

第三，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勞動關系雙方溝通對話的平台，對於法律未能涵蓋的、隨社會經濟環境變化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與訴求，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進行充分的交鋒討論，讓雙方能夠充分相互了解，理性博弈，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在抗爭與妥協的過程中，達成合意，盡量減少矛盾沖突激化的因素。

第四，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制度構建平台。勞動關系雙方共同討論確定行為規則，比如企業規章制度、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的決定方式等。對於勞動關系的運行、管理、調整與變更中的重大問題，職工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機制，知情、知曉並且參與其中。在經濟轉型、結構調整時期，企業兼並重組、改革改制等重大變革頻繁發生，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都是至關重要的。而良好的對話溝通機制，集思廣益，還有可能借助職工方的參與，找到更為合理平穩的改革轉型方案，既保護職工的基本權益，也促成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集體談判方面的專家認為，集體談判是靈活而富有彈性的制度。這種靈活與彈性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勞動關系雙方共同享有的。集體合同制度的有效運行，是以勞動關系雙方的誠懇態度和相互信任為基礎，以合作共贏的理念為支撐的。有觀點認為，平等協商，將勞動關系雙方置於對等的位置，才有可能相互理解，相互體諒。同舟共濟不能隻出現在經濟困難時期，如果勞動關系雙方集體協商談判不能制度化地持續運行，經濟上升期不談分享，經濟下行期何談共渡難關？

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速趨緩的背景下，個別勞動關系調整趨向寬鬆，有必要特別強化集體勞動關系調整，將靈活性與安全性有機銜接起來，以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完善來構建平衡。完善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培養勞動關系雙方的溝通、對話、協商、討論的意識和習慣，在博弈與合作中爭取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