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次調查500多家單位職工收入,每周工會採價員記錄消費品價格……每年最低工資標准制定季,就是上海市總攜大數據坐上談判桌協商之時——
最低工資標准是這樣談出來的
2017年04月19日11:10 來源:《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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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月1日開始,上海新一輪最低工資標准出台實施,從2190元調整到2300元,增加110元,增幅5.02%。
上海制定最低工資標准實施24年來,除2009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已連續上調23次,保持著全國最高水平,這一成果得益於上海市政府、企業和工會三方協商機制的有效運行。
最低工資標准是一條“有形的線”,一頭連著廣大職工及其利益,另一頭連著諸多企業和其發展,漲得太慢不利於保障低收入者權益,漲得太快有可能拖累企業。制定最低工資標准的三方協商機制,就是把“博弈”納入協商的渠道以謀求各方滿意的平穩結果。
大數據讓工會發聲更科學有力
“調整最低工資標准,主要考慮城鎮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費用支出、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企業人工成本等因素。由上海市人社局會同上海市總工會、市企業聯合會、市工商業聯合會共同研究提出方案。”上海市總權益保障部相關人士介紹道。
作為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中的職工方代表,上海市總通過建立全市職工工資和低收入職工家庭生活支出情況的日常監測網絡,從源頭參與最低工資標准制定與維權工作。記者獲悉,在歷年最低工資調整制定中,上海市總通過大量前期基層調研及嚴謹數據分析,為提高職工最低工資標准合理、科學地“發聲”。
作為數據來源之一,上海市總的“企業職工收入狀況調查網”包括了511家成員單位,其中國有企業211家,集體企業22家,有限公司28家,私營企業189家,港澳台和中外合資企業61家。行業涉及制造業、批發零售和餐飲住宿業、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服務業、教育衛生和文化娛樂業、其他等7大行業。
針對這511家單位,上海市總每年開展兩次常規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兩大塊,一部分是收入分配,包括職工人數、工資總額、平均工資、不同崗位的平均工資等﹔一部分是福利,包括職工社會保險參保情況、職工療休養、勞動保護培訓等。511家企業,一家一張詳盡的統計報表,匯總到市總工會,再通過數據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
數據來源之二,則是上海工會系統中的一支採價員隊伍。他們每周穿梭於菜場、超市、賣場,記錄與低收入職工家庭息息相關的消費品價格。在目前的物價採集中,除了指定菜場的主副食品價格外,還包括各類生活用品的採價。多年來,這項數據的採集和分析也為最低工資調整提供了有力依據。
資料顯示,整個“十二五”期間,上海最低工資標准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向上跑,年均增長率12.5%。上海市總開展的“本市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對職工收入及家庭生活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2065名職工中,有39.2%的職工認為“最低工資標准上調”是推動自己工資增長的最大因素。調研証明,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對低收入職工工資增長、縮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作用明顯。
為了5元、10元的調整幅度,也會爭得面紅耳赤
記者了解到,2017年上海市的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勞動關系三方從去年12月就啟動了第一次協商。
“政府每年在調整最低工資時都聽取兩方面的意見:第一個是聽取總工會等代表的就業人員的意見﹔另外聽取企業聯合會、工商聯等代表的企業經營方的意見。若三方第一次提出的觀點差異較大,那就還要協商第二次、第三次……隻有觀點基本接近后,人社局才會最終拍板逐級向上匯報,經審議批准后,向全社會公布。”上海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負責人介紹了協商流程。
“三方台下的關系雖很要好,但一上談判桌,各家都是據理力爭。”上海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負責人說,每年,哪怕為了5元、10元的調整幅度差距,各家都會用數據擺事實、講道理,常常爭得面紅耳赤。
然而,在宏觀經濟增速下降,企業面臨轉型時期,作為職工方代表的工會也並非一味建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
上海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負責人表示,“我們在調整過程中也要掌握一個‘度’,就是既要考慮低收入職工的薪資提高幅度,也要考慮企業承受的負擔,要注重最低工資標准調整的科學性。”
“起初幾年做調研時,許多企業會直接表態‘最低工資標准不要增加’﹔可最近幾年的變化很明顯,說‘不加’的企業已經非常少了。”上海市企業聯合會雇主部宋靖坦言,引入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之初,滬上不少企業對於“最低工資”的概念和認識,僅僅停留在“成本”和“負擔”的層面上。而近幾年改善明顯,有9成以上企業表示願意上調最低工資。經過15年的磨合,對於最低工資是否該調整,企業已從一開始的“被動接受”逐漸變為“達成共識”。
最低保障線不可或缺
對職工來說,最低工資意味著維持基本生活及溫飽的最低保障線。
“現實情形中,一些早前‘低門檻’的工作目前實際月工資已超過最低工資標准,但如果由此認為最低工資標准失去了指導意義,那就大錯特錯了。” 上海某區人社局一位負責人表示。
該負責人解釋,制定上海市最低工資標准是政府的責任,其意義在於保証每一名勞動者在正常勞動的前提下,能獲取一定額度以上的勞動工資。“就算有的行業如今在用工市場給出的薪資是3000元或4000元,首先這並不代表所有勞動者都有相等的議價能力﹔其次,最低工資標准也不會因為某些行業的市場變化而停止制定或一味加大調整幅度。”
據他介紹,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准的保護,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強勢資本的無情打壓。因此,一方面,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從而使市場本身受損。從客觀發展趨勢來說,今后上海的最低工資標准還將繼續上漲。
另外,該負責人還提到,最低工資標准的制定實際還牽涉和影響到多項其他社會標准的制定,它就像一個“原始參照系”,直接影響“失業保險金標准”“就業補助標准”等的制定。(記者 錢培堅 通訊員 葉赟)
| (責編:閆妍、秦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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