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的大國工匠·最美職工：用知識點亮麻風村

那邊那個村

“我不去！”聽到叔叔所說的教書地點，1986年8月的某一天，當時19歲的農加貴不假思索地說。

叔叔所說的是“那邊那個村”。該村的孩子逐漸增多，到了入學的年齡，外村學校不收，自己村想辦學又沒有人來當老師，村民很著急。於是，叔叔介紹農加貴去那裡當民辦小學老師。

在當地，隻要提到“那邊那個村”，方圓幾十裡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村。農加貴印象中，“當時誰家小孩哭，大人就說，‘再哭就送你到那邊那個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邊那個村”，其實是雲南省廣南縣“新生療養院”。這是一個1957年設立、集中收容麻風病人的村子，當時56戶180多人中，麻風病患者有80余人。

村子頗有遠離塵世的味道，設在一個四周都是青蔥大山，大山之下有一條清澈溪水的山谷裡。在距村庄約3公裡多的谷口，建了一個皮膚病防治站。

當時的人，叫不出“新生療養院”這麼文縐縐又拗口的名頭，而這個廣南縣唯一的麻風病人集中村又沒個俗名，於是就叫“那邊那個村”。

對於去這樣一個地方當民辦老師，不僅農加貴堅決表示“不去”，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著農加貴決心已定，叔叔再次懇求他到山谷口隔離麻風病村的那個“皮防站”去看看。

“皮防站”有3個“醫生”，其中一位叫農炳康，受過醫療知識培訓，算是“皮防站”負責人和最有學問的人。他在動員說服農加貴來麻風病村當老師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緊要的角色。

“他反反復復給我做工作，叫我別怕。還告訴我，酒精可以消毒，上課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用酒精兌點水喝到肚裡去，就沒事了。”農加貴回憶說，“我后來才知道，他其實也不懂麻風病。擦酒精喝酒精防麻風病，這種說法太可笑了。”

農炳康作出了幾個承諾：學校辦在“皮防站”裡﹔農加貴吃住和“醫生”在一起﹔農加貴不需要和村民接觸，學生每天步行三公裡多到“皮防站”上學。

於是，農加貴接下了這個當時每月隻有19元工資的“高危”活兒。

用高壓鍋消毒后，村民把零錢交給了農加貴

1986年9月1日開學，第一批學生來了12人，大的12歲，小的五六歲。

學生家長中不少人有麻風病，學生是否也會因此感染麻風病不好說，當時沒有體檢的程序，加上感染這種病的潛伏期長達3至5年，所以，農加貴心裡還是直打鼓。

第一次上課前，農加貴戰戰兢兢，他按照農炳康所傳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喝了點兌水的酒精，給自己壯膽。走到教室門口，伸頭看了看坐在裡面的孩子，沒有發現有麻風病的症狀，和健康孩子一模一樣，他按住忐忑的心走進了教室。

恐懼，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散去。“我待了好幾年，沒有被傳染上麻風病啊。”

另一個因素是，麻風村村民對他的好。村民們自發集資，每月給農加貴35元作為額外補助。這35元錢，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壓鍋消毒后才讓醫生轉交給農加貴的。

村民還劃了半畝稻田種植水稻、1.5畝山地種植玉米，來給農加貴喂養雞鴨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幫助栽種收割。

“我再過幾年退休了，這個學校怎麼辦？”

“我的第一批學生1992年小學畢業。”農加貴回憶說，那年參加考試的學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全部超過115分的錄取線而升入初中。

經過體檢合格，這些學生全部順利進入縣城初中讀書。

為了避免外界的歧視，一位村民根據當地對花生的稱呼“落鬆”，將“那邊那個村”改稱為“落鬆地村”。這一村名沿用至今。

那所農加貴既是唯一教師又是校長的學校，也有了“落鬆地小學”的正式名稱。

也是1992年，經過長達35年的隔離和治療，象征著阻擋外人進入、阻止山裡村民外出的關卡的竹竿被撤除了。落鬆地村迎來了新生。

1993年，農加貴的第一個孩子農慶剛出生了。“孩子小學就在我這裡和村民孩子一起讀了5年，6年級才到城裡去讀的。”

2008年，時任北寧中心學校校長黃座富“發現”了農加貴，經過黃座富的介紹，農加貴在廣南縣教育口日益彰名。時任廣南縣委書記楊廷友多次來到落鬆地村，力促修成了長約4公裡、從省際主干公路通往落鬆地村的水泥路。

2015年10月，經過廣南縣總工會常務副主席農娟協調，上海市浦東新區總工會決定給落鬆地小學5萬元，建蓋一個廚房。“廚房裡的用具，如消毒櫃、碗櫃、冰箱等，縣總工會給他配。”

“在這裡31年，我一直在恐懼中度過。”農加貴說，“最早的恐懼是，我要是得了麻風病怎麼辦？接著是恐懼我的學生讀書、就業被人歧視了怎麼辦？現在是恐懼沒人敢到這裡來當老師，我再過幾年退休了，這個學校怎麼辦？”

農加貴記得，黃座富第一次來學校時，他盛情挽留黃座富吃飯，“黃校長略一遲疑，說了一個字‘吃！’”

4月12日中午，農加貴講完這個細節后，挽留記者一行留下吃飯。記者說：“那就吃吧！”

農加貴的眼睛，瞬間笑得剩下一條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