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福利引发“加班有罪”讨论 “加班有罪”还是“加班有理”？

靠立法还是靠行业自律？

那么依据中国法律，员工是否具有下班后拒绝接听公司电话的权利呢？

王全兴解释称，员工是否应该下班接听电话，要根据岗位不同判断下班后员工是否具有劳动义务。根据我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王教授认为，有的岗位劳动义务超过8小时，例如部分管理阶层和销售行业，就有接电话的义务，甚至要求24小时开机；如果普通工人没有此劳动义务，就有拒绝接听电话的权利。“这在初期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应该说清楚。”

但现实状况是，不仅很多员工不敢拒听电话，甚至在面对工时纠纷时也比较被动。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有30.3%的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最长达16小时。据王全兴统计，国内有关劳工时长的诉讼案件却比较少见。

与法国相比，中国员工没有主动为自己争取休息权利的动作。那么，倘若法国真的对“拒接电话”立法，我国劳动法会借鉴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对中国没有借鉴意义。”董保华强调，法律制度不是超前就是好，合适才是关键。“就像一双鞋子，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合脚最重要。”董保华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劳动法标准低，而是标准执行困难。劳动法不需要再锦上添花了，因为8小时工作制已经领先。在此现状下，法律应该走“低标准、广覆盖、严执行”的道路，而非一味拔高。

立法不可以，那么有什么合理的解决途径呢？王全兴认为工会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是一个可取的方式。“集体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如果违反，可申请仲裁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此外，董保华号召社会要进行多元思考，运用道德规范、社会规范等多种手段，而不是单借助于法律一种工具。

“无论如何，从企业福利呼吁到拒绝加班的转变，都反映了员工需求层次的提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王江松教授认为，“30年前，中国把外企的高薪和文化搬过来，现在中国公司正在从工作时间上向其靠拢。”

对于未来劳动工时的规范问题，董保华认为，可以期待“不打电话不发邮件”等行为由企业老板自律发起，这将是未来企业人才竞争的重要环节。他预言，“既然高闲暇已经成为一些人选择工作的趋势，随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增多，对闲暇时间的允诺将会成为一些企业选择吸引人才的途径。这种市场行为导致企业转变，而且远比立法来得快，要充分相信个体的自由选择。”

乐君杰对这种依赖企业自律的想法并不乐观。他表示，中国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大多数，利润产生仍主要依赖机器，也就意味着个人劳动者主观能动性与利润关系不大，企业还是处于强势地位。不过他认为，如果改变，将会首先发起于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利润增长依赖个人，这时个人激励机制符合企业利益，企业才会主动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