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正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

低端劳动力成为调控对象

北京市长王安顺在前不久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列在首位的就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在这一精神下，“矛头”很容易对准流动性强，可替代性强，甚至“脏乱差”的低端市场和劳动力。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一项关于“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专题调研报告中曾建议，政府应出台措施，“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店、小食品店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在北京市人大于2013年12月底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代表更是明确表示，北京应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围绕服务、职能定位制定产业负面清单，严格控制人口。

典型的负面产业就是“动批”，也就是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2013年的初的统计数据显示，动批约有服装批发摊位1.3万个，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物流企业20余家。如果加上其带动和辐射的相关产业，一个“动批”吸纳的外来人口远超10万人。

但事实上，大城市资源集中，就业机会多，吸引力在，行政限制措施就不容易奏效。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北京就开始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实施“以业控人”的第二年，北京个体户骤降了14万户。有说法称，最早实施“以业控人”的北京市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整顿小食杂、美容美发等“五小门店”和小百货、小建材等各类市场，该区流动人口增速比高峰时期下降40%。

但是，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仍然增加了50.7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增加了31.6万人。统计公报中顺义的常住外来人口（统计局口径）和暂住人口（公安局口径）也仍然在增加。

赶走了低端劳动力，无益于城市竞争力

有理论认为，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会用脚投票。

深圳市这几年对青年人口的吸附能力就在逐步下降，市民平均年龄上升，自2005年以来，深圳的人口年龄，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但是在1995年，这一数据为25岁。广东被称为民富，但是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

因此，劳动力的问题是依赖于行政手段还是市场调节，这对大城市是个考验。

许多专家认为，赶走了低端劳动力，空下的位置不等于高端劳动者就必然会自觉填满，它们之间的数量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并不是水与火的关系，国际上那么多高端人才聚居的大都会，也与低端劳动力相处甚欢，独独我们就不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为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从而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那么，可以预见，此类产业或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必然也会水涨船高，结果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被提高”。

“美国大城市高端产业的发展和高技能劳动者的产业、低端就业劳动力气产业是一比一的关系，如果盲目限制低端劳动力的进入，结果导致低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需求方不减少，结果导致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升。比如在上海出现的情况，目前上海住家保姆价格已经超过香港菲佣了”，4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圆桌对话”环节作出上述表示。

所以，如真要迁出一些行业，迁出一些“低端劳动力”，也应该要用市场化的方式。

有专家认为，但如果是行政强制搬迁，或者对外来移民单向设限（目前户籍制度的结果），反而是保护了不适应城市竞争的人，并且通过城市福利变相补贴了一部分原本会被竞争淘汰出城市的人，最终会扭曲城市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