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拖把阿姨”顾金芳：见义勇为，根本不是个事儿

　　1966年7月，顾金芳动身前往新疆。她所在的建设兵团在巴楚。巴楚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夹在西部的喀什、北部的阿克苏之间。巴楚在大沙漠的边缘，天山上流下来的水，流到巴楚就干涸了。她在巴楚住的是“地窝子”，就是地窖。青年们自己动手挖出5米长、4米宽、2米深的坑，里面铺满了树枝，叶子都没来得及除掉。“地窝子”中心用梧桐树枯死的树干做梁柱子，地面上留一个出入洞口。新疆食物匮乏，最常吃的菜就是炒海带。洋葱切碎，抹盐腌制，就算是很好的蔬菜了。实在饿了，拿牲畜吃的苜蓿炒一炒吃，好处是有腹胀之效，可以耐饥，坏处是吃了要吐。很多姑娘，怀孕的时候嘴淡，偷偷摘老乡的辣椒吃，也是有的。

　　顾金芳说：“在新疆主要的工作是种麦子地，割麦子时，整个人跪在地上，可麦子地有那么大，沙漠那么远，别想回家了。那时候经常哭，不是躲着暗暗流泪，而是整个班的女孩子放声一起哭，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

　　在新疆，一切都得先满足眼前的需要。青年们每人发了一条被子、一条被絮。“这条被子是要扣钱的。”顾金芳说，后来她的丈夫、北京来的青年张连贵，用一条被子从老乡那儿换来了3斤玉米粉，这样每顿饭可以多吃些。没有被子怎么办？新疆冬天干冷，四十多人挤在一起睡觉，互相取暖，也就熬过去了。真的不冷吗？顾金芳说，冬天只要哈一口气，眉毛全挂着冰柱子。当时，每人每月工资是28元7角5分，她把工资大部分拿去买了棉花籽油。“在当时，如果不‘争’，可能什么都没有。”顾金芳说，四十多人挤在一个“地窝子”里睡觉，铺盖紧挨在一起，头碰头、脚碰脚，解放鞋集中放在中心位置。早上起床，谁才不管你的鞋、我的鞋，穿上就走，反正都是年轻人，尺码也都差不多——总比你抢不到没有鞋穿要好吧。

　　对自己“被困”的人生，顾金芳想尽办法闪转腾挪。她和张连贵在巴楚结婚后，趁着回上海探亲，在家里生下大儿子。儿子就不回新疆了，一直寄放在北蔡，由奶奶抚养。过了2年又生了小儿子，小儿子跟在父母身边。上海家里要寄点糖来，都寄不成功。第一次寄的是白砂糖，到了新疆，早都全部化成糖水了。后来改寄块状的冰糖，结果，收到的是和包装纸粘在一起的一大坨。她想，就算是为了孩子，也得想法回到上海。

　　她和丈夫想了很多离开新疆的办法。第一次出现机会，是很多青年闹事，要回到城市去，结果有的被抓了，有的受伤了。但经这么一闹，有些运气好的人，拿到了自己的户口材料，顺利回城了。顾金芳说：“我胆子小，不敢闹事，结果就没拿到材料。”第二次，由张连贵在北京的亲戚想法子，托人先把户口放到河北廊坊固安县的一家农户，夫妻俩再到上海来打工。给了农户一点报酬，对方同意，事就成了。1984年，顾金芳终于回到了浦东北蔡。

　　生活才是难题

　　过了退休的年纪还拿起拖把，顾金芳不是为了打贼，而是为了打工。

　　“拖把阿姨”在7月14日走红的第二天，上海警方为她申报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她同时领到了农业银行奖励的1万元人民币。不过，顾金芳坦言，她的生活并未因此改变，64岁的她不会休息。她也完全没有指望这件事的发生，能够帮助她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小人物的传奇，往往一夜间上演，第二天被“打回原形”。这个问题对顾金芳来说并不存在。她从没觉得拿起拖把或者面对媒体的那一刻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对她来说，最大的难题一直是生活。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与之搏斗，如今过了退休的年纪还拿起拖把，不是为了打贼，而是为了打工。

　　严酷一点来说，顾金芳最大的难题是生存。对于这个难题，她有自己的答案：“你自己不做呀，一分钱都没得。”上世纪80年代，她从新疆回上海，户口还没落回来，医疗、养老统统都没保障，这是她最焦虑的问题。回到北蔡，经过妹妹介绍，她到一家饮食店上班。饮食店里做做菜汤面，卖卖粢饭，样样点心都有。她这样描绘回来后的第一份工作：“晚上12点钟上工，先把鼓风机一开，十多斤的稻米，用水‘哗哗哗’地冲，冲好以后倒在锅里蒸。然后开始做豆腐浆，先把所有材料浸好。最后骑着黄鱼车去采购油条。买完油条回来洗把脸，弄弄干净，准备开张。老板看我是新来的，样样事情要我做。”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轧钢厂里，那有一条生产钢锹的流水线，有个滚槽在滚动，她负责从流水线上搬金属工件。粉尘很大，弄得脸上黑乎乎的。第三份工作是帮小商贩批发衣服、香烟等货品。

　　顾金芳口中最好的一份工作则是在川沙一家房地产相关业务公司打工。她从48岁起在那里做了13年，负责保洁、烧饭、递送报纸。她觉得这份工作好，每年老板总会安排一趟或两趟的旅游，不去的话可以领2000元。不过，家里仍是不宽裕，开始上班的一段时间，她觉得公司离家太远，单程公交车费要6元，她不舍得，于是就在公司里过夜：“我也怕，窗锁好，门锁好。睡就睡在地板上，挺冷的。”有一次感冒了，吃药也压不住，晚上儿子带她去医院，“一会儿要拍片，一会儿躺下检查（CT），结果查出来是肺炎，住院花了1万多元，这都是自己掏的钱，我那时没有医保卡的，我想这回真是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工作也辞了，她就回北蔡家里歇着。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工作并不稳定、尚未婚配的小儿子成了她的心病。“我想，没钱，那怎么行？小儿子不好不管吧，所以我停了一段时间，还是想办法到保洁公司做事。”

　　她对小儿子多少是有一点歉疚和怜惜的——大儿子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儿子则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他小时候，从新疆到上海来，改吃泡饭嘛。他在新疆吃惯饼的，吃泡饭就吐了，吐出来的水是青菜叶那么绿的。送到医院，医疗费要几千块钱，我没问亲戚借一分钱。不是所有人都肯给，很多人是不做声的，我也知道看脸色，我也就不开口借了。那时候，我在饮食店上班，晚上12点钟上工，白天再去医院看孩子，想想真挺惨的。”成年以后，小儿子想把户口落回上海，因此一直没在新疆结婚成家。“为了户口的事情，一直在闹别扭呗。”

　　前些年，顾金芳在上海拿到的低保金是850元，这笔低保金一度又降到700多元。2年前，她等到了“政策”，户口才算回到上海。“那现在每月能拿到多少钱？”记者问。“我拿到保障金1240元，上海再补贴300多元，加起来1500多元。加上打工的工资，比如现在做保洁员，每个月2050元，总收入有3000多元。这样我家里宽松多了、好得多了，否则没办法过日子。”

　　顾金芳64岁了，论年龄，到了该歇下来的时候。不过，因为生活所需，也为帮衬儿子，她只能选择继续干下去。（记者 沈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