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新生代農民工婚戀生活：相識一個月結婚

　　鄉村出現閃戀閃婚

　　“去年年初七相親時第一次見面、年初九定親，今年春節結婚。結婚前真正見面、交往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 ”2月22日，遠在浙江省樂清市打工的我省農民工魏瑤瑤，向記者講述自己的婚戀經歷。

　　今年24歲的魏瑤瑤，老家在蚌埠市淮上區梅橋鄉胡口村。他十幾歲時就跟隨父母在外打工，現在是德力西電氣有限公司的操作工，月收入4000多元，享有“五險”。“待遇不錯，就是工作忙，社交圈子窄，很少有與異性交往的時間和機會。 ”魏瑤瑤說。眼見兒子的婚事遙遙無期，魏瑤瑤的父母急了起來。去年春節前，他們回老家托人給孩子安排相親，從相親到擺定親宴，連頭帶尾隻花了3天功夫。定親后，魏瑤瑤回浙江繼續打工，女友小韋留在老家待嫁，“我總共回老家看過她4次，短的兩三天，最長的一次呆了9天，平日裡隻能用手機傳情。 ”

　　魏瑤瑤的婚戀經歷，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很有代表性。他的兩個表兄弟和不少工友，都是在父母的操辦下閃戀閃婚，解決了終身大事。

　　不僅“父母之命”在鄉村大地卷土重來，消失已久的媒婆也“再現江湖”。有的媒婆掌握著附近幾個村庄的待婚青年信息，一天裡給同一個人安排兩三場相親也不在話下。

　　“女兒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來不了幾次，就春節在家的時間長一點，不抓緊不行。 ”為了提高女兒相親的“命中率”，梅橋鄉農民老魏和很多家長一樣，親自上陣打聽相親對象的人品、相貌、家庭條件等情況。春節前，他和要相親的幾家老人都見過面，“我們相看得差不多了，基本上知根知底，隻等孩子回來后自己再看一眼。”后來，老魏的女兒果然從他挑選的幾戶“好人家”中相中了一個男青年，並很快定下親事。

　　和女友認識不到10天就定親，還沒怎麼相處，就又出門打工了。在溫州一家鞋廠打工的懷遠縣常墳鎮青年小勇，把未婚妻的照片放在手機屏幕上，拿起手機就能看見她，“天天看著，就不會忘了她長什麼模樣”。

　　城市無處安放婚床

　　“城市再好也不是家，連張婚床也沒地方擺。”有著20多年打工經歷的懷遠縣常墳鎮農民趙亮(化名)告訴記者。

　　趙亮跟著老板在蘇浙一帶的建筑工地開推土機。早在2000年，他每月工資就有2000元左右。這一年，他的弟弟從安徽大學畢業，在省城一所高校當老師，月工資隻有800元。到了2008年，趙亮的月工資漲到3000多元，而他的弟弟已經在合肥結了婚、買了房子，弟弟夫妻倆每月的公積金加在一起就有3000多元。

　　“弟弟的工作旱澇保收，我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錢，雨雪天氣、工地沒活、春節放假的時候，都沒有收入，更沒有什麼福利。”趙亮說。結婚十幾年，趙亮的妻子隻到工地上看過他一回，和4個單身漢同住一間狹小簡陋的工棚，洗澡、睡覺都不方便。到了晚上拉起蚊帳和布帘，一張板床才架起夫妻倆僅有的私密空間。那時候，趙亮常對妻子說的一句話是“等攢夠錢把孩子供上大學，就回家陪她好好過日子。”可沒等到孩子初中畢業，他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今天，何處安放婚床的問題同樣困擾著“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老家在金寨縣農村的蔡子海是一名建筑工，結婚前一直在廣東打工，“城市也有農民工公寓，租金不貴。但我要在不同的建筑工地做活，交通不便，生活上也擔負不起，結婚后還是把妻子留在了老家。 ”蔡子海本人也回到安徽，在省城合肥的一個建筑工地工作，放暑假時，妻子會帶著孩子到工地上與他團聚。“暑假家屬來的時候，一個工棚擠兩三戶人家、10來口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工地上的條件就是這樣。 ”蔡子海說。

　　“我們公司有夫妻房，但是數量太少，怎樣也輪不到我。 ”舍不得新婚的妻子獨自留守，魏瑤瑤在打工的地方租了一間20多平方米的當地農民自建房，把婚床從老家“搬”了過來。這樣的農民自建房普遍建筑質量不高、居住環境不佳、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隱患，卻成為許多農民工的“最愛”，隻因為它能夠擺得下一張婚床，給新生代農民工一個暫時的愛情港灣。

　　幸福需要合力創造

　　“鄉村載不下我的夢想，城市放不下我的婚床。 ”正處於戀愛結婚“黃金季節”的新生代農民工，情感需求強烈，長期沒有戀愛對象或夫妻兩地分居，正常的情感需求難以滿足，在追求家庭幸福的道路上，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與艱辛。

　　由於長期分居兩地、夫妻感情淡化，新生代農民工離異現象逐年增加。有的雖然沒有離異，但是在打工過程中又結識了新的異性，並與之組成“臨時夫妻”。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關系不穩定，直接影響到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提升，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省社科院社會學所顧輝博士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在情感、婚姻方面的合理訴求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回應。 “現在很多城市的社區、媒體以及共青團、婦聯、工會等組織，積極為城市剩男剩女架‘鵲橋’，可以發揮他們的力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幫助，為新生代農民工與異性認識、交往創造更多的條件和機會。 ”顧輝表示，政府和社會也應當共同努力，推動有條件的工業園區和企業，加大農民工夫妻房的供給力度﹔推動更多城市把安居房、廉租房等好政策，向農民工等外來人口普及，使他們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均等化、無差別的待遇。

　　“幸福生活需要合力創造。 ”剛剛結束的全省兩會上，王學軍省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行居住証制度，把進城落戶農民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落實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統籌銜接辦法，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在蔡子海眼中，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城市再好，沒有我的窩，沒有老婆孩子，也不是家。”他期待自己可以早一點與妻兒團聚，在城市更加體面地工作、幸福快樂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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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的期待

　　他們出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著較高的文化和更新的理念﹔他們對城市充滿向往，而對父輩曾經珍視的土地和農村，感情日漸淡漠。他們有個社會稱呼，叫“新生代農民工”。

　　全國婦聯宣傳部和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曾做過調查，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和生活狀況、城市社會適應度和婚戀生活作了全方位追蹤。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求發展、多掙錢、學技術，職業發展規劃中，首選的是創業。被調查者中，有六成在兩個及以上城市務過工，八成換過工作，人均換工作3.35次。換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工資比較低”、“沒有發展機會”和工作“會影響健康”。

　　在婚戀情感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找對象難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戀交往沒底氣﹔工作時間長，缺少社交機會﹔個性原因、不善於與異性交往﹔忙於打工掙錢顧不上談對象和文化程度低。他們在城市的婚姻家庭生活主要面臨五大困難：沒有合適住房﹔子女入托、入學難，費用太高﹔缺乏社會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無力贍養老人。

　　從農民到流動人口、新市民，再到市民，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身份幾經變換。在被調查者中，認為自己社會身份是“流動人口”的佔55.3%﹔認為自己是“新市民”的佔21.3%﹔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僅佔13.0%﹔還有10%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市民”。

　　57%的被調查者希望定居在城市，而隻有4.1%的被調查者計劃“回鄉當新農民”。融入城市社會，已成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需要。(賈學蕊)

　　標簽：新生代農民工 閃婚一族 臨時夫妻

　　編輯：曹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