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頒布的那些事兒：8小時工作制如何達成共識？

分歧中的堅持與統一

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不超過40小時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20年前，工時立法卻是《勞動法》起草和審議過程中的爭議焦點。

在《勞動法》之前，我國一直沒有工時立法。長期以來實行的每天8小時、每周48小時工時制度，是沿用建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些企業和職工都提出了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

而在國際上，國際勞工組織1919年1號公約即就標准工作時間作出了每天8小時、每周48小時的規定，1935年的47號公約又縮減至每周40小時。盡管《勞動法》制定時，我國都未批准這兩個國際公約，但縮短工時已成為一種趨勢。

但即便如此，立法中有關工時的分歧依然較大。比如，對於周工作時間，有的主張44小時, 有的主張40小時。最終，起草小組在綜合分析了各方面意見后，“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也考慮到《勞動法》隻規定基本勞動標准的性質，認為在目前情況下， 以規定每天不超過8小時，每周不超過44小時為宜。”

“更激烈的爭論，還是在加班加點的限定上。”據參與了當年《勞動法》起草工作的全總書記處書記郭軍回憶，國際勞工公約規定的是每天加班不得超過1小時。可那時我國經濟剛剛開始蓬勃發展，加班加點現象十分普遍，許多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常常平均每天加班三四個小時, 有的甚至六七個小時。故此，立法中各方面的意見不一，有的主張向國際勞工公約看齊， 每天加班不得超過1個小時﹔有的認為，隻要職工本人願意，政府對職工加班不應提出嚴格限制。

“當時，工會的意見是每天不得超過3小時, 每月不得超過24小時，而勞動部主張每月不得超過48小時。最后，達成的是一個折衷的結果：延長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郭軍說，《勞動法》對加班加點的限定，對於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特別是生命健康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即便在法律頒布20年后的今天，勞動者過勞死的事件依然時有發生。

而工時立法，只是《勞動法》起草審議過程中諸多難點問題的一個縮影。

當年參與了《勞動法》起草工作的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胡可明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勞動法》起草過程中的難點問題主要有這樣幾類——

有些難點問題是《勞動法》起草審查過程中, 各方面爭議較大的問題，如適用范圍、職工獎懲、集體合同等;有些難點問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如集體合同、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有些難點問題是開展對外交流， 與國際慣例接軌所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最低工資標准、休息休假等。

值得關注的是，盡管有如此多的分歧，最終都逐一取得了共識。查閱當年的有關資料不難發現，這與《勞動法》立法過程中始終遵循當年鄧小平同志“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的要求，注重發揚民主、吸取各方意見和智慧密不可分。

比如，在《勞動法》草案修改工作啟動前，時任勞動部副部長張左己先帶著起草辦公室成員上東北、赴江浙、下廣東，對各地勞動者生存狀態和勞動關系狀況進行調查。“調研是很辛苦的，常常白天趕路，晚上座談。”郭軍回憶道。調研一結束，起草辦公室成員就進駐北京郊區的北京市離退休職工活動中心開展全封閉式的起草工作。同時，起草領導小組還邀請在京的勞動問題專家座談，研究如何制定一部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勞動法。為了節約時間、提高效率，起草辦公室在國務院審議前，就打破慣例請國務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派員提前介入，共同組成修改小組，一起論証、調研和修改。

而據胡可明文章記錄，參加《勞動法》起草審查工作的同志把難點問題列出后,“先后發至國務院有關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廣泛征求意見。此外, 還分別召開了專家論証會, 企業職工代表座談會, 企業廠長、經理代表座談會, 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會, 聽取各方對《勞動法》草案的意見, 並對難點問題共同研究、討論，經過多次征求意見, 反復研究, 大家對《勞動法》草案難點問題的處理, 基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有勞動法律學者則認為，《勞動法》得以制定並通過的另一個關鍵是，勞動、工會等部門在推動立法過程中積極而策略，特別是將勞動領域存在的如勞動者利益受侵害、勞動關系惡化、勞動體制滯后等亟待解決的問題，與中央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力推進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生產要素市場化的意圖形成呼應，實現了勞動立法的最大公約數。

“正是在分歧中有堅持，繼而達成統一，為《勞動法》頒布后順利實施打下了扎實基礎。”郭軍如是說。（中工網記者 王嬌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