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在”到“自為”：雲南工人階級作為國家建設者在和平年代的理性崛起

一汪淺水何以變成一潭碧淵——雲南建工五公司的“習”樣本

截至2014年10月22日，雲南建工集團所屬五公司有在崗職工2004人，其中含勞務工267人，但農民工有“五六千人”，這個波動很大的農民工數字是五公司人力資源總監張朝霞告訴記者的，“農民工的數字很難具體把握，他們流動性太大，在公司就職的數字總是動態的。”

人力資源總監都不清楚農民工到底是五千還是六千，足見農民工這個群體“變動不居”的性質何等突出。

從1737名“正式職工”和“五六千名”農民工的比例數，看得出五公司所面臨的“點鐵成金”的任務何其沉重，因為每一幢建筑物都由一磚一瓦的細節構成的，“細節決定成敗”這個觀點，對建筑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必須懂得的“常識”，而是必須頂禮膜拜並付諸實踐的“聖經”。

“2012年產值是36億元，2013年是43億元，2014年要實現45億元，應該沒問題。” 五公司工會常務副主席何君告訴記者。

顯然，這些個數字裡涌動著“五六千”農民工兄弟姐妹的汗水。

尤其是，“雲南建工第五建設有限公司”這個名稱已經不能包含這個公司的全部內容了，“五公司是省建的大企業，”何君說，“我們有傳統的建筑施工、鋼結構施工、機電安裝、道路施工等‘粗笨活計’，也有消防安裝、裝飾工程、房地產等多個需要精細用心和技術高超的經營項目。”

這意味著，即使是傳統的建筑企業，第一，經營范圍大大擴展，標志著其職工早已不是傳統的那種隻會手握泥刀砌磚的體力勞動者。其次，隨著經營范圍的極大擴展，“建筑工人”這4個字，必須有高等的智商和高超的手藝方能擔當。

換句話說，在省建五公司，“建筑工人”這4個字的內涵，早已被公司領導偷偷置換了，再也不是一群隻會和鋼筋、磚石、砂漿、腳手架打交道的體力勞動者了。

身為“子公司”尚且如此，其實，“雲南建工集團有限公司”這個名頭又何嘗不是如此。

“習”這個字，在中國傳說的造字者倉頡看來，是一隻雛鳥在湛藍或者烏雲翻滾的天空中反復演練翱翔的過程，所以《禮記·月令》才有“鷹乃學習”的表述，這裡的“學習”就是雛鷹練習飛翔技巧的意思。倉頡用表意的“羽”和“白”造出了這個與提升技術技能密不可分的詞匯，影響中國產業文化數千年，公元2世紀的東漢人許慎在其名著《說文解字·羽部》中如此解釋“習”字——

“習，數飛也。”

五公司或許就是從這個字悟到了自己發展的路徑的。

“這些年公司對職工技術技能培訓的投入很大，2013年就達到了335萬元，每年都按工資總額提取，每年都不低於這個數。”何君說。

五公司對職工的培訓還有科學的思路，“分幾種情況，一是分年齡培訓。老員工當師傅，師帶徒，去年122對，今年73對﹔中年骨干則‘送出去’，國外送到劍橋大學，國內送到清華、浙大、同濟等有建筑專業的名校﹔青年人則採取多種形式的培訓，如入職培訓、項目培訓等，組織專家到工地結合項目給他們現場講授。再是分系統培訓。分為以書記為代表的政工、以經理為代表的經濟、以工程師為代表的技術、以項目經理為代表的管理培訓。”

何君說，截至目前，“五公司擁有專業証書的職工達1900多人，有的人甚至有好幾個專業証書，去年申報職稱的有246人，2014年有123人，學歷提升分別是26人和90多人。尤其是，五公司目前有七八位專家級人才被收儲在省市專家庫。”

職工“習”到一身“武藝”，對企業、對職工個人，端的好處多多，對企業而言，就是前述每年產值按捺不住地躥升﹔對職工，則是收益的連年增加。

丁保全在五公司是從事黨務的支部書記，但他同時有大專文憑、一級建造師、高工、注冊安全工程師等多個資格証書，他分管清欠、質量、安全文明施工等多項業務，每個月僅各種津貼，就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俗語所謂“客大‘壓’店，店大‘欺’客”在五公司有著時尚的解讀，何君說，“我們招大學畢業生，非一本的不要。”

“在五公司，‘一活動一工程’具體體現在各種技術技能培訓提高，同時體現在對技術技能有提高的職工的收入上，” 五公司人力資源總監張朝霞說，“職工參加培訓全部費用由公司承擔，一旦考取一級建造師，注冊在公司，一次性獎勵不低於2萬元，薪酬上，若是一級建造師，按一般管理人員最高層級發放。”

五公司的做法只是整個雲南建工集團注重提升職工素質的縮影。

從響應雲南省總推行的“一活動一工程”號召來說，雲南建工集團工會絕對是“急先鋒”，他們啟動早，“會議布置、文件下發在2012年底就動手了。”

“等2013年4月初省總正式發動不到一周，我們的活動宣傳畫就在全集團張貼開了，”集團公司工會副主席楊金回憶說，“我們這樣的建筑企業對張百如主席的號召非常敏感，我們太需要上級工會組織開展這種活動了，早在他正式動員發動之前，也就是2012年底，他開始吹風的時候，我們就動手響應去做了。”

“到了2013年4月，百如主席正式發布‘動員令’時，我們實際上已經行動3個多月了。”

楊金的說法得到了集團公司黨委委員、工會主席陳文雙提供的多個具體數據証實。

“集團工會支持集團每年完成職工、農民工培訓1萬人以上的任務，並取得職業資格証書﹔鼓勵已經取得職業資格証書的職工、農民工按國家職業標准提升技術等級。2013年，集團培訓經費支出3260萬元，培訓人次4.89萬人次。2014年1月~6月，培訓經費支出578.02萬元，培訓1.7萬人次。”陳文雙告訴記者，“圍繞雲嶺職工人才工程目標任務，2013年集團工會分別組織了砌筑工、測量工、焊工職業技能大賽，對每個工種獲得前三名的12名優秀選手，除了給予表彰和獎勵外，還向省人社廳申報晉升一級技能等級。自2003年以來，集團堅持每年開展技能大賽，現共有50人晉升高級技師、9人晉升技師、15人晉升高級工，此外，積極推進職工創新工作室、勞模創新工作室、技師工作站建設，開展‘名師帶徒’、崗位練兵等活動，評選表彰職工技術創新成果、先進操作法、合理化建議金點子等。”

就這樣，雲南省總的一項工作號召和部署，因為切中了企業發展的脈搏，在雲南企業界，由一汪淺水迅速激蕩成一潭碧波粼粼的淵泉，雲南建工集團就是其中的一朵晶瑩絢麗的浪花。

“一切人都是知識分子”——張和平的“終焉之志”

有個人引頸企望2014年12月21日這個日子太久了，其痴迷幾乎臻於癲狂的地步——

他太需要這個日子了。

這天上午9點，昆明職工開放學院迎來了省總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王惠萍和昆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主席戚永宏，常務副主席趙滌群等一行省市工會領導。

昆明職工開放學院集納了“昆明職工學校”、“昆明市總干部學校”為一體，是利用互聯網技術無障礙學習培訓的工會教育平台，電子傳播技術迅速的特點，使得它對全省職工均有無遠弗屆的觸及效果，因此，是省總推行“一活動一工程”可以倚重的重要網絡手段。

一個面容清癯、動作干練的身影穿插其中，忙不迭地介紹“他的”學院。

這位中年男子名叫張和平，是學院“一把手”。

對“昆明職工開放學院”來說，“張和平”這3個字與其說是人的姓名，毋寧說是一個符號或者一種志向。

“我一生都在做職工教育，自己則是讀電大、教電大、辦電大。”以故，“張和平”似乎是應 “職工教育”之運而生的。

為職工教育而“生”，也願意為職工教育而“死”，張和平承認，這就是他的“終焉之志”。

在昆明市總，職工的培訓教育歷來得到的都是市總領導欣悅的“青眼”，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具體的困難卻數不勝數，張和平為了辦職工教育可謂披肝瀝膽，但任憑他怎樣作“狼奔豕突”狀，依舊無法挽狂瀾於“欲倒”，嚴酷的現實告訴他，組織的力量才是最強大的。

他在等待。

2012年底，雲南省總推出了全面開展“雲嶺職工跨越發展先鋒活動”，實施“雲嶺職工人才工程”的大動作。

2013年4月3日省總召開了全省“一活動一工程” 動員視頻會議，全面部署啟動這兩項工作。

“一活動一工程”的勃然而興，為張和平開啟了一扇通徹透亮的窗戶。

他興奮地感到職工教育培訓的歷史機遇來了。

所以，“張和平”的“吉祥日”嚴格說來，不是2014年12月21日，而是2013年4月3日。

在那天，省總主席張百如發出了號召全省763萬名職工向“一活動一工程”進軍的號令。

20世紀上半葉的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認為，所有勞動都是體力和智力的綜合，包括勞動在內的任何人類活動都不能排除“智力參與”，他說，“盡管我們可以說知識分子，卻不可以說非知識分子，因為非知識分子不存在……作為制造者的人不能和作為思想者的人分開，每個人最終在自己的職業活動之外，進行著某種形式的智力活動，也就是說，他是‘哲學家’、藝術家和有品位的人。”

“工人階級的顯著特點，並不在於它從事手工勞動，而在於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這種活動……因此可以說，一切人都是知識分子。”

正是基於“一切人都是知識分子”這個經典概括，“張和平”才感覺到，學校和自己與職工教育事業是那樣的貼切，貼切到嚴絲合縫，纖毫不差。

場景回到12月21日上午，在學院418教室，張和平親自登台講解“電動葫蘆控制電路”，他用的課件是“維修電工虛擬實訓”，作為體驗，王惠萍和戚永宏揀了同一張課桌坐下，互相成為“同桌的你”，惹得同行者笑聲一片。

張和平立志把擁有2200平方米校舍和已呈相當規模的師資隊伍的學院作為實體，在此基礎上建成職工培訓學習平台、工會干部學習平台、職工學歷教育平台，這就是他四處宣揚的“三平台一實體”的辦學模式。

實地調研踏勘后，王惠萍很高興，當場表示省總回頭向全省工會發文，推廣宣傳昆明職工開放學院，號召全省工會、職工以學院的網絡教育為手段，力推“一活動一工程”向縱深發展，同時告誡張和平，“有什麼困難需要省總解決，盡管來找我。”

戚永宏告訴王惠萍，“自‘一活動一工程’開展以來，昆明市共組織了10次24個工種的技能大賽，選拔出了170多名技術狀元、優秀技術能手，組織1.61萬名職工參加技能提升培訓，有1.44萬名職工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証書，職工提出合理化建議1.61萬條，推廣技術革新、發明創造和先進操作法1162項。”

這其中，昆明職工開放學院功不可沒，僅“工會干部學習平台”，據張和平介紹，僅2014年一年，就有七八萬人參加學習，“工會的學院，培養對象就是工會干部和廣大職工，省總‘一活動一工程’的內容都在我們教學培訓的內容和課程裡可找到依據。”

張和平介紹，“即將到來的2015年裡，我們准備組織2.4萬名職工參加學習，考慮到‘一活動’的內容，其中1.2萬人為企事業單位黨政、管理、技術型人員，另外的1.2萬人為技能型人員，這是著眼於‘一工程’的內容而對應設置的。”

就在這天的調研過程中，戚永宏作為昆明市總主席談到了他下一步鑄造昆明工運事業輝煌新篇章的打算，其中之一就是要依托職工開放學院等實體，以工會文化教育陣地為載體，構建工會服務職工工作體系，全面提升基層工會服務職工的能力，因此，無論是雲南省總的“一活動一工程”，還是昆明市總的“工會服務職工工作體系”，都自然把張和平的“終焉之志”囊括在其中。

當然，張和平也在更加精深而綿密地思考，如何把“三平台一實體”建設得更好，在助推省市工會中心工作的過程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我們決不辜負省市總領導的期望。”

人必須成為“自己的制造者”，也就是要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前述的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意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的另一個觀點，他認為“人是他的活動的過程”，“我們”作為人，要成為“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命運的制造者”，如果這個觀點不錯，那麼“我們”怎樣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呢？

雲南工會對此給出的答案是，既要志存高遠，還要練就一身好“武藝”。